在積石山這塊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居住著漢、回、東鄉、保安、撒拉、土、藏、等十多個民族。“花兒”——這支融入了多民族文化的藝術之花，地方色彩濃郁，風格十分獨特。每一首“花兒”都是勞動人民喜怒哀樂的真情流露。
每年農曆五月初五至初八是積石山蓋新坪的“花兒會”，這裡彙集了來自青海、臨夏及當地數萬的老百姓去演唱發自內心的“花兒”，各民族“花兒”歌手引亢高歌，激越動聽，低迴婉轉，微妙微肖，真是響徹雲霄，震撼人心。而情歌是“花兒”的主體，是“花兒”中最精彩，最動人、最豐富、最有價值的部分，它保留了遠古以來許多愛情語言的精華，在歌唱流傳中，隨著時代的變化又在不斷髮展，是歷代勞動人民的集體創作。按內容分類有：讚美愛慕、試探追求、熱戀、分離、相思、重逢、情變、抗掙、悲劇、訓誡等。既反映了積石山愛情“花兒”的概貌，又反映了愛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全過程。
熾熱的青春之心的鼓盪
火辣辣的內心的袒露
赤裸裸的真情的表白
要死要活的愛的絕唱
濃郁的西部民族風情
瑰麗的西部地域文化
回族“山花兒”（網路）
“山花兒”俗稱乾花兒、山曲子、野花兒，是主要流傳在六盤山地區回族聚居區的代表性民歌體裁，在旋律形態上，它是“花兒”由中心地帶向四周傳播過程中，因地域差別形成的自然變異現象。山花兒作為回族群眾愉悅自我、怡情解悶、吐納情感的一種自娛性山野歌曲，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渾厚的民俗文化內涵。
“山花兒”繼承了隴山地區古代山歌（徒歌、相合歌、立唱歌）和特徵。《詩經·豳風》、《漢魏南北朝樂府》中的《隴山歌》、《隴板歌》、《隴原歌》即其先聲。史籍樂志中記述其特點為“一唱眾和，恰似顧曲之周郎，三句一疊，酷似跳月之苗俗”。複合性、多元性文化使其呈現著更多過渡文化和邊緣文化的特徵。廣泛傳唱的回族山花兒，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山花兒基本上屬自唱自娛形式或在小範圍傳唱。它在繼承古隴山民歌“三句一疊”的基礎上多以單套短歌的形式即興填詞演唱。山花兒音樂繼承古隴山徒歌四聲、五聲徵調特徵，吸收信天游，爬山調、洮岷花兒、河湟花兒以及伊斯蘭音調的多種影響，多用五聲音階式迂迴進行。山花兒在文學與音樂方面特色鮮明，風格獨特，鄉土氣息濃郁，保持山歌野曲的粗獷豪放特點，又具有流暢優美的小調韻味。它是寧夏地區回族文化的生動表現，具有民族學和民俗學方面的研究價值。山花兒三句一疊、雙字尾押韻等是隴山地區較為獨特的民歌形式，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它在商徵型四聲腔和五聲徵調的基礎上，演變成為曲式、調性、旋法、節奏多樣，風格獨特的花兒歌種。寧夏山花兒的代表曲目有《黃河岸上牛喝水》、《看一趟心上的尕花》、《花兒本是心上的話》等。目前能夠掌握多首曲目和風格的唱家多已過古稀之年，自然傳承紐帶已難以維繫。現代化的衝擊使得鄉土文化本色特點不斷流失，山花兒的生存出現了危機，必須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寧夏海原縣花兒藝術團的兩名演員在練唱。
新華社記者 劉海峰攝
7月27日，農曆六月六，青海“花兒”似乎比往年開得更紅。
六月初四中午，青海省西寧市在淅瀝的雨中，拉開了西北五省區“花兒”演唱會的序幕。“中國民間藝術之鄉”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同日也啟動了老爺山“花兒”文化旅遊節。六月六，湟中縣有4個“花兒會”現場，湟源縣在古城老街舉行盛大的“花兒”會 ……
農曆六月，河湟流域成了“花兒”的海洋。
“花兒”香，“花兒”豔。循著花香，記者走進了那花園的深處……
城市與鄉村——
“花兒”正在逐漸萎縮
六月六早上，記者在大通縣看到觀看“花兒”演唱會的群眾擠滿了文化廣場，氣氛頗為熱烈。記者問了幾個騎腳踏車趕來的老鄉，都是縣城附近村莊的，同村來的人很多。相當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是湊熱鬧的，本意不在聽“花兒”。
問及當地一名在上海讀書的女大學生是否聽得懂“花兒”，答說聽不懂、也不怎麼喜歡，但來這裡還可看看舞蹈或其他節目。而一年輕男子說，他主要聽“花兒”的曲調。轉了好幾圈、好幾個地方，也沒看到如《劉三姐》電影中出現的你唱我答的熱鬧場景。不甘心，又返回西寧南山、九眼泉去看，情況大同小異。
一位西寧的記者說，為聽“花兒”，有幾個遠在數百里外的愛好者提前幾天就來了西寧，住在旅店裡，啃著鍋盔或吃上碗麵，令他很感動，但眼下這種鐵桿歌迷比以前少多了。一位“花兒”歌唱家也講到，觀眾中約70%是農民，而這些農民也以中老年為多，市民、學生、幹部等比例很低。
據分析，“花兒”擁有人群下降的首要原因就是日益快速的現代化引起的大環境的變化。在歷史上，“花兒”因大多是放羊娃、駱駝客、下地勞動的婦女等“苦力”應景應情所唱，在村裡“胡唱時老漢們罵哩”，很難登上大雅之堂。新中國成立後，“花兒”作為一種傳統的歌唱藝術逐漸流行。但近年現代化的迅猛發展，農民生產生活環境同傳統的農業社會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的情況是，越是城市化高、開放度高的地方，“花兒”擁有的人群就越少，反之亦然。
表達與娛樂——
“花兒”歌手發展狀況堪憂
無可奈何“花”落去。既然“花兒”很難再成為農牧區群體精神表達的主要方式，那剩下的也就是其娛樂功能了。所以，產生於鄉間田野的歌手們都到城裡更廣闊的天地裡尋覓發展，但其本身的文化水平、音樂素質等又使他們陷入困境。
有人對青海當地的10位專業“花兒”歌手做過調查，結果是：初中文化程度2人、小學文化程度7人、文盲1人。在前不久青海舉行的“花兒”電視音樂大賽中，歌手們文化水平的低下令評委和觀眾深為感慨。
許多“花兒”歌手對唱詞的韻律格式掌握不準，唱詞中韻腳前後自相矛盾、張冠李戴。有的歌手唱歌頌的詞，卻用憂傷感很強的曲令。還有些“花兒”歌手僅有一副好嗓子，卻缺乏必備的音樂素質，掌握不了“花兒”最基本的真假聲結合唱法。
專家們認為，既熟悉“花兒”的各種曲令，又懂“花兒”格律、熟記成百上千首“花兒”的歌手，才是“花兒”的真正傳承人。
然而，“花兒”歌手進城後，首先面臨著生活問題。素質高、能力強的進到了國家正式單位或自己創辦經營“花兒”茶園、茶社，而更多的人只能依靠自己在舞臺、茶園、舞廳的演出。在複雜的環境裡，因文化水平或個人素質等問題，一些歌手僅把“花兒”當作謀生的工具，生存狀態堪憂。正如一歌手講到在茶園工作的心酸，電子琴的粗糙伴奏使他們失去了樂感……
提起“花兒”後繼乏人，人們常想起已故“花兒王”朱仲祿先生。他歌唱了70多年，創作的《花兒與少年》、《下四川》等成為經典作品，發表論文、評論百餘篇。被稱為“花兒王子”的歌唱家馬俊感慨地說，現在年輕人只知道羨慕朱老師的水平，卻不知他付出的辛勤勞動和高度的敬業精神。
保護與發展——
“花兒”還能打動我們嗎
青海年輕“花兒”歌手索南孫斌說，在參加外省的演出時，有很多人反映聽不懂青海的“花兒”。對此，他考慮用青海方言加普通話演唱，但那樣，“花兒”就變味了。索南孫斌提出的問題，其實是許多人探索和研究的問題。
贊成改的人說，“花兒”雖說是唯一一個由回、漢、撒拉、保安、東鄉、土、裕固、藏族、蒙古等9個民族用漢語演唱的民歌，但各地、各民族都用方言演唱，使得聽眾只能欣賞其曲而無法明白所唱何意。“花兒”要走出青海和西部，必須突破方言侷限。
反對改的人說，“花兒”有其獨特一面，如果改用普通話，其原有的文化內涵發生變化，也不利於它的傳播和發展。
在現代社會的快節奏和文化的多元性面前，如何處理好“花兒”的保護與發展間的問題很棘手。
大部分專家認為一定要改，但在具體方法與目標上卻又不盡一樣。“花兒”研究者謝承華講到，改革要在不破壞“花兒”這種文化形式和基本格調的基礎上，不贊成對“花兒”的演唱形式、節奏以及配音等方面進行改進和改變。甘肅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王知三強調，原生態的要保護，現代化的也要搞，關鍵是這兩者之間要保持合理的比例。青海“花兒”研究會會長滕曉天積極主張“花兒”應走產業化的路子，但路子如何走現在依然在艱難的探索中。
據介紹，青海“花兒”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呈現出喜憂參半的景象。一方面，社會各團體、各方面正在積極創立“花兒”品牌，推出藝術精品。另一方面，“花兒”音像製品大量上市，魚龍混雜、充斥城鄉，甚至出現奉迎低俗需求而“惡搞”“花兒”的現象。
上世紀30年代，後來成為“西北歌王”的王洛賓本欲去法國學習聲樂，但河西走廊“五朵梅”老闆娘的“花兒”那如泣如訴的旋律打動了他，並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在21世紀的今天以至未來，“花兒”，你還能打動我們和我們的後人嗎？
“花兒”（延伸閱讀）
“花兒”又名少年，是產生並流行於甘、寧、青、新等地區的一種山歌，唱詞浩繁，文學藝術價值較高，被稱為西北之魂。
“花兒”雖然是一種即興創作的藝術形式，但它卻有著相對嚴格的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是指“花兒”的曲令。據不完全統計。“花兒”的曲令共有180多種，這些曲令風格各異，在演唱和填詞上各有千秋。然而奧妙之處是同一曲令不同的演唱又有不同的風格，雖然曲令相同而往往卻是“十唱九不同”，同時，不同的民族又有本民族特有的曲令。
“花兒”作為多民族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已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