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孝道來自於儒家文化，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孝為美德，孝是人倫道德的基石，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孝文化是家庭和睦的良方，是鄰里融洽的妙劑，是社會和諧的先機。在新時期裡弘揚孝道文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又是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滲透到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原因：
孝道來自於儒家文化，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孝為美德，孝是人倫道德的基石，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孝文化是家庭和睦的良方，是鄰里融洽的妙劑，是社會和諧的先機。在新時期裡弘揚孝道文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又是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滲透到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經過西周幽、厲時代的大混亂，這期間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這三百多年時間裡，周國以及所有的諸侯邦國的人民沒有得到很好的休養生息，也沒有真正地得到安居樂業，一直生活在戰亂中。這一時期，即可稱為第一次“文化斷層”時期。戰國時期兼併戰爭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遼東，滅齊，中國統一，這期間又是兩百多年，孔孟思想雖沒有滅跡，但也少有人傳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對這些思想的傳承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便是第二次“文化斷層”。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頤的弟子李侗為師，發現了儒、道、佛之學的“破綻”，於是專心儒學，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他在董仲舒陰陽五行理論的基礎上，糅釋、道入儒，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把朱學鞏固起來，作為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政治文化專制的理論依據，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尤其是對孔孟思想起了變異的作用，這便是第三次“文化斷層”。1919年的“五四運動”，乃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企盼與要求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實現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全盤性反傳統的興起與氾濫。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動。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學為封建糟粕，以為只有“科學”才能強國、才能救國。這便是第四次“文化斷層”。“文化斷層”標誌著人類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於是人——每一個地球生物，就只會用對“神靈”（未知領域裡的神秘現象）的崇拜（宗教的說理體系），就只會用有限的解釋先把自己封閉起來，自造一個心靈的“堡壘”，然後利用有限的知識和狹隘的世界觀、人生觀對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對整個世界，對龐大而複雜的人類社會進行種種的自我猜測和解釋。面對著現實生活中吉凶禍福等一系列生死攸關的問題，人們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風俗習慣、特定的文化氛圍等形成多種多樣的解釋法則。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來的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使歷代的中國統治者在維護其利益時，首先是“私有”的，野蠻的，其次才是說理的。在這“文化斷層”中，大多數中國人就因為“儒家”思想的被改毀、被竄造而不知所措，於是老百姓們在一家一戶的獨立的生產單位中，按照自然經濟封閉模式而“自得自樂”，在自己狹小的自我中心基點上建構著自己狹隘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說理體系和生活方式以及夢想著美好的未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層現象，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的問題，比如說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以文化軟實力促動經濟的發展，文化發展的規範性等等；同時，它又是人引以為憂的問題。
我所選擇的四大經典（老子、孫子、論語和周易），和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有關係。也是西方漢學家選擇的四大經典。因為西方人很重視思想史，比如他們講到希臘經典，一定會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思想家的東西，所以他們在中國古籍尋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們研究西方要讀聖經，他們研究中國，在道教裡找本書，當做宗教經典也可以理解。而且傳統所說的經典從來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論語》，無論在戰國還是漢代，都不會算作經，它在漢代曾被視為傳記，後來也恢復成經，所以經典的概念一直在發生變化，我講的“馮胡異同”裡，胡適先生一個重要的貢獻是，講思想史不獨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諸子百家的範圍內來討論，所以儒家經典也是諸子文化所依託的一個經典，其實它還在子學的範圍內，而非經學。
易學革命
說到《易傳》和《易經》的關係，我們回過頭看《漢書藝文志》就知道，在當時，選擇術影響最大，所謂周易之學，雖然因為經學的作用，日漸被重視其思想內涵，但和今天一樣，大家對它的興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為一種術書在傳播，在術書列裡面，一方面，易學藉助經學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顧頡剛先生的說法，漢代的學術中，儒學本身就大講陰陽五行，知識階層和統治階層也重視。陰陽五行，原本跟天文歷算選擇之書關係更大，但當時《周易》的地位已經改變了。從術書演變的歷史來看，周易在戰國秦漢時發生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們自然科學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陰陽五行學說到底怎麼形成，在《易傳》的闡釋下，《易經》獲得了新生命——它變成陰陽五行學說的一個經典。而且，中國的數術方技無所不在，本身卻沒有一個經典，大家要研究陰陽五行學說，只好將《周易》作為經典。中國思想史中，關係到宇宙論和中國古代自然哲學，《周易》有獨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們是在講一個孔子的時代就在讀的最古老的經典，也要看到它在戰國秦漢所發生的後續轉變。這就是我理解的易學革命。
《周易》一直被用於占卜，而撲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機率統計學，占卜裡體現的投機心理是特別普世的，就像現在人們算命，求醫問藥一樣。希臘人不管幹什麼都要去神廟裡去找神諭。但時常又要走後門，不斷賄賂神廟的祭司，最終是想賄賂神改變結果。《左傳》裡也記載了人類這種相似的原始思維，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對結果不滿，會多次占卜，還會故意做相反解釋。情況很複雜，經過多種解釋和占筮，有一定的隨意性，根據自己的意願，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學。
我們不能把中國當怪物，覺得外國有的中國就沒有，比如，自然哲學是西方概念，我們過去想到自然起源問題，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創世紀。那麼，中國創世紀在哪兒？中國人對宇宙怎麼看？對這點來說，中國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沒有自然哲學觀。中國的宇宙論和自然秩序，集中起來就是陰陽五行學說。雖然，陰陽五行學說並沒有一本專著，而是散見在相關的自然科學分支裡。在科學昌明的現代，也未必能有人專門對其進行科學研究，通常放在哲學系裡，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國畢竟是有這種傳統的，在當代，對具體學說而言，它對中醫理論的支配性較強。
港臺學術
講新儒家需要注意港臺學術的政治背景。即使在臺灣，文化也與政治運動相關。1966年，大陸在搞文化革命，臺灣搞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內資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傳統道，外部與美國當時一個基督教組織相關，這個組織在搞世界道德重整運動——要以基督教的道德來統一其他道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是以儒家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領導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非常相似，近年來大陸很多非常響亮的政治口號，是從臺灣來的，比如大愛無疆就是臺灣的淨空法師提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後來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輝上臺。但是他們那邊歇了，我們這裡興起了。
臺灣學術這些年在中國放大，和中國現代思想界的生存狀態有關係，歷史基本都是吃後悔藥的，都愛往以前看。離我們最近的後悔藥就是臺灣，現在臺灣有一種神話，說傳統文化都在那裡。比如1948年底，蔣介石發動搶救大陸學院文化計劃，臺灣本地不知什麼叫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國民黨帶去的。
臺灣學者有個比較好的優勢，就是沒有太多的政治運動，但學術也並非脫離政治。同樣大陸學者也沒有中斷傳統文化，中國文物也沒有全跑到臺灣去，絕大多數在大陸。學者也在這兒。你去看看中華書局、三聯、商務印書館的書目。古典文獻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對臺灣和大陸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