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學與網際網路時代

　　網路文學的未來是光明的，它的問題將在時間沖洗下慢慢解決。事實上，寫作的本質就是一種自由表達，在這方面，網路文學得天獨厚，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忽如一夜春風來，網路文學之花遍地開放。由於天然屬性適合文學自由表達的內在要求，故爾網路與文學，可謂一拍即合。

　　在網路上，發表的自由、拒絕的自由、批評的自由，得到在傳統文學媒介裡無法想象的發揮。除了媒體的技術因素之外，為網路文學帶來表達自由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匿名性”。憑藉這種匿名性帶來的開放性和虛擬性，網路寫手得以自由地抒寫和發表。毫無疑問，這一高度自由的電子虛擬空間給寫手們一個表現自我、發現自我、發洩自我、重塑自我的最好空間。

　　網路文學最大的問題是作品質量良莠不齊。事實上，不少商業文學網站以各種偽文學形式炮製了大量文字垃圾。大多數人註定要成為這個“新興產業”的犧牲品。少數成功的寫手，學會製造懸念和噱頭的技術，以每天3萬字的速度生產文字，有的小說篇幅甚至多達1000萬字，不斷重新整理文獻史的紀錄，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但是，不用細讀每一部小說，就能得出一個基本判斷——其中相當部分是文字垃圾。

　　這種高產偽文學的大肆氾濫，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對文學的飢渴與需求。“這些打著文學招牌的‘類文學讀物’，其功能就是在文學牛奶短缺的情況下，以低度或零度營養的‘代乳品’方式，填補人們的精神飢餓。但此舉無疑是飲鴆止渴，它只能製造更為嚴重的精神飢餓。”評論家朱大可如是說。人們的精神需求，需要優秀作品去滿足，這更昭示我們為大眾提供健康的網路文學作品的意義和重要性。沒有好作品，就會助長垃圾文字的蔓延。

　　網路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文學卡拉OK”、“文化快餐”，人們似乎並不指望網路文學能夠創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果真如此嗎？不能否認，網路寫作將成為大眾文化的一種娛樂方式，但並不意味著網路寫作只是“一次性消費品”，永遠難以修成正果。看看傳統文學，也有不少泥沙和塗鴉之作充斥文壇，卻未掩傳統文學歷史殿堂的光輝。網路文學創作具有民間性，作品在流通中不斷被加工，隨時都有瀏覽者加以評述、修改、補充，這種變動流轉讓人想起中國古代的“說話”、“講史”。網路文學能否在電子空間重演民間“演義”曾有的輝煌？這種可能性令人期待。而如何把握這種可能性，正是目前網路文學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網路文學的未來是光明的，它的問題將在時間沖洗下慢慢解決。事實上，寫作的本質就是一種自由表達，在這方面，網路文學得天獨厚，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從最初網路文學的代表作品《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到如今的《杜拉拉昇職記》、《裸婚時代》、《失戀33天》，網路文學正以其獨特魅力，贏得眾多受眾，為人們帶來更多的文學體驗和感受。從天涯社群來看，已經湧現了一批高水平的作者，他們有別於傳統文學的創作讓人耳目一新，其成長證明網路文學開始走出草創期間的幼稚階段，逐漸走向成熟。

　　古代文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的開篇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千百年來，隨著時代風氣的交相變幻，每一個時期的文學都會因此產生不同的特點，而且互有更替，富於變化。“文變染乎世情，廢興系乎時序”也。網路文學的興盛，是網際網路時代的產物和必然趨勢。上海學者葛紅兵甚至認為，網路文學的未來，就是文學的未來。當然，如果只有穿越、言情、奇幻的話，網路文學的未來，也許無法出現扛鼎之作。目前，越來越多的網路文學作者得到作家協會、專業性文學團體、文學期刊的接受與認可，更多優秀作品也出現在我們視野之中。我們有理由相信，網路文學的未來，值得期待。

　　沒有人能夠阻擋網路文學的行走，而網路文學的成敗，取決於網路寫作者自身，以及我們這個時代。

　　網路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區別：

　　1、存在方式及範圍不同；

　　2、作品表現的思想內容不同；

　　3、語言表達不同；

　　4、表現形式不同 ；

　　5、價值取向和評價標準不同；

　　6、創作主體及讀者參與不同。

　　網路文學：以網路為載體而發表的文學作品，其本身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

　　傳統文學：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說，狹義上指區別於網路文學這一方塊而言的文學體裁與樣式；廣義上說，是指一定歷史時期之內，相對於新的文學流行方式而說，過去流行的文學方式就是傳統文學。

　　政治家、文學家-劉伯溫

　　2012年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舉行了一場演講。他說，文學遠比政治要美好。文學教人戀愛，政治教人勾心鬥角。在此之前，莫言在家鄉高密召開的媒體見面會上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莫言在公開場合竭力撇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相信人們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一再證明，文學並不僅僅是教人戀愛的，文學與政治實際上有著天然的、甚至難以切割的聯絡。正如莫言自己說的那樣：“我的小說裡有政治，你們可以在我的小說裡發現非常豐富的政治。”

　　《詩經》是中國已知最早的文學作品集，其作品距今約有3000年。關於《詩經》整合的原因，一個主要的說法是，西周朝廷派人在農閒時到各地採集民謠，再由史官彙集整理後送給天子審閱，以幫助其瞭解民情。《左傳》曾記載：“古者天子命史採歌謠，以觀民風。” 後來的《漢書》也有類似的記載。《詩經》中有些著名的篇章如《伐檀》、《碩鼠》，非常清晰地表達了下層民眾對統治者的不滿，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教人戀愛的。《詩經》中固然有不少作品是描寫男女愛情的，如《關雎》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為人們所熟知。不過，宋代理學家朱熹對《詩經》中男女愛情的描寫有自己的解讀，他認為作品中關於男女愛情的糾結實際上暗指君臣關係。這一特點在屈原的作品中確實多有體現。

　　自戰國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歷代都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從《孟子》、《史記》到《諫逐客書》、《論貴粟疏》、《隆中對》、《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六國論》、《答司馬諫議書》、《病梅館記》等都是經典文學作品，同時又閃耀著思想光輝和政治哲理。即便是《紅樓夢》、《西遊記》等一些虛構的甚至看上去超現實的文學作品，依然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文學與政治在這些作品中原本就是渾為一體、無法切割的，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不能不研究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相對於文學與政治而言，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就要複雜得多。這至少有三種情況：一是文學家本身就是政治家，而且在兩方面具有同樣突出的地位。如曹操是三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又是當時傑出的詩人；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何塞•馬蒂是古巴獨立運動的領袖，又是享譽世界的詩人。二是雖然身兼文學家和政治家，但所處地位並不相當，甚至落差很大。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有以文取仕的傳統，歷代都有不少文人從政，但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名聲往往大於其政治影響力。相反，南唐李煜是一位傑出的詞人，在中國文學史有相當高的地位，但作為國君卻應居末位。三是單純的文學家與政治家，這是一種常態，也是本文要研究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