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與藏傳佛教的關係

　　有去過西藏旅遊的同學都知道在藏區遍佈著很多苯教寺院，在佛教文化中苯建築和僧人服飾、各種法器上基本上區分不出佛苯的不同之處；唐卡和經文內容甚至程式也基本相同，法會和法舞、辯經內容也大同小異。一個比較明顯的區別也就是轉經的方向相反，苯教是逆時針，而佛教是順時針而已。

　　這是一些人對苯教最直觀的感受。很多人也提出佛苯到底存在什麼區別，雍仲苯教是否是藏傳佛教的一個支派？或者說雍仲苯教是不是也算佛教？雍仲苯教和佛教的關係如何？我們帶著這樣一個問題，首先對佛苯兩教對此問題的論述作一簡要概述後，然後綜合兩者觀點談談自己的看法，試圖回答以上所提出的問題。

　　從苯教所供奉的神來看，有相當一部分神來源於佛教，有許多神像也是仿照佛教神祗的形象來塑造的。即便是作為始祖和供奉主神的丹巴辛饒像，在一些寺廟中也是按釋迦牟尼像仿塑的。苯教中的佛、法、僧“三寶”供奉也是從佛教中學習而來的，所不同的是苯教的佛寶是丹巴辛饒；法寶是指丹巴辛饒的苯教經典和理論；僧寶是指丹巴辛饒的弟子。

　　從苯教的經典來看，共分“九乘”，即九部分。前四部份稱著“因乘”，主要內容是講述苯教教法和各種宗教儀軌，如占卜、詛咒、頌讚、祈求、驅邪等。這部分基本上完整地儲存了苯教的基本內容。後五部分稱“果乘”，專門講述如何超脫輪迴之苦，這部分所講述的內容及其講述這些內容的經典基本上來源於佛教，是從佛教中的經典篡改為苯經的。如《康勤》是從佛經中的《般若十萬頌》改造而來；《康窮》來源於佛經中的《般若二萬五千頌》，《本經》來源於《瑜伽師地》，《十萬黑白花龍經》來源於《總持五部》。

　　苯教與佛教的關係十分複雜。以至學術界的認識也不統一。有的學者將苯教歸入藏傳佛教的一個教派，因為現在的苯教都基本上已佛教化。但也有學者反對將苯教納入佛教的主張，他們認為苯教雖然與佛教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在教理教義上仍有一定差異，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並且苯教與佛教間相互的認同感也極差。

　　苯教雖然在學習佛教，但並不是照搬佛教，而是根據苯教利益有選擇地改造和吸收佛教。苯教徒也從不將自己認同為佛教。不管苯教是否屬於佛教，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長期而又殘酷的佛、苯鬥爭中，苯教從佛教中吸取了許多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積極因素，具有明顯的藏傳佛教特徵。

　　藏傳佛教是傳入西藏佛教的一個分支，也就是人們俗稱的喇嘛教。這個宗教是以密宗傳承為主要特色，在元朝統一後，慢慢滲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與生活中，使蒙古族的文化打上藏傳佛教的標誌。

　　那麼，下面隨小編一起來看一下蒙古族文化吧！

　　藏傳佛教初傳蒙古族地區的特點

　　第一，政治色彩濃厚。藏傳佛教傳入蒙古族地區依靠的是蒙古族統治者政權的支援，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闊端在給予薩迦派藏傳佛教統治地位的同時，也與薩班商議好了西藏歸順的條件。忽必烈同樣藉助宗教來實現他的政治目的，透過八思巴加強對西藏的統治，八思巴也以忽必烈的支援來保證薩迦派的地位。

　　第二，迎合心理。藏傳佛教的教義、教規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當時蒙古人的心理，沒有那麼多清規戒律，出家的僧侶可以娶妻、生子、吃肉等，對蒙古族沒有太大的約束，方便他們的修行，蒙古族也需要一種比薩滿教更富人文關懷和具一神權威信仰的宗教。

　　第三，藉助薩滿教。當時蒙古族的統治者對宗教實行平等政策，傳統信仰薩滿教並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在民間的作用依然很大。藏傳佛教在傳入蒙古族地區時，為使其教義被接受，也往往以薩滿教的形式傳播。此時的藏傳佛教對信仰薩滿教的廣大蒙古族人民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所以當時的藏傳佛教只在蒙古族上層流行，並未深入到蒙古草原地區。當元朝統治結束的時候，失去依託的藏傳佛教在蒙古族地區的影響很快消失，藏傳佛教在蒙古族地區的傳播中斷，雖然也有部分僧侶留下繼續活動，但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三次政教結合與三次傳播機遇

　　蒙古族統治者十分注意利用宗教來達到其政治目的，這就為藏傳佛教能夠被蒙古族統治者接受創造了條件。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經歷了三次政教結合，每次結合都為藏傳佛教在蒙古族地區的傳播創造了機遇。

　　第一次政教結合始於闊端和薩迦班智達的涼州會面，完成於忽必烈和八思巴時期。13世紀，擴張中的蒙古軍隊需要將西藏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混亂的西藏宗教派別都想取得宗教的統治地位。這種政治和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1247年的涼州會面，為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創造了契機。此後蒙古族上層接受了藏傳佛教。

　　第二次是1578年俺答汗與索南嘉措仰華寺會面。俺答汗不斷征討蒙古各部落，他需要一種新的精神力量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崛起的格魯派也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靠山來打擊敵對勢力。這種因素促成俺答汗與索南嘉措會面，這為藏傳佛教傳入蒙古族地區獲得了第二次機遇。此後，藏傳佛教向東蒙古地區迅速傳播。

　　第三次是衛拉特迎請格魯派使者傳教，固始汗進駐西藏。衛拉特遭受了百年的戰爭，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聯盟壯大實力，抵制其他各部的進攻，同時將自己的政治勢力擴充套件到西藏。這時候的衛拉特急需要一個可以建立統一思想、加強思想控制的工具；此時的格魯派面對敵對勢力的打擊，形勢危急，需要衛拉特的軍隊來保護自己，這種形勢下促成了第三次政教結合。格魯派在西蒙古衛拉特地區大力傳播，最終成為全蒙古族的最主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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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傳佛教是傳統佛教的一個分支，它的誕生對藏族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藏傳佛教已經融入到藏族人民的生活當中去了。

　　那麼，下面隨小編一起來看一下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的關係是什麼吧！

　　人類在漫長的繁衍生息過程中，經歷了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認知、適應。改造和再創造，從而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由於生存環境的不同，人們對文化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學者們透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對文化的含義也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自文化人類學和文化學產生以來的一二百年中，就出現了幾百種對文化的不同定義，至今仍未有哪一個定義被公認為標準。這恰恰反映出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然而，人類畢竟是有共性的，文化的差異再大也不會超出以下三個範疇：人與自身的關係、人與外部自然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這三個範疇發展出來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就組成了人類文化的整體框架。人類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集中體現在對這三種關係的不同理解和處理方式，以及對三者的不同側重上。

　　藏族文化是世界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表現形式越來越受到世人的矚目。世代生活在高海拔地區的藏族人民，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相對匱乏的自然資源，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因而，注重不斷地自我完善和追尋生命的真諦便成為藏族文化顯著的特點。精神文化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化真正的價值所在。佛教自7世紀傳人藏地以來，藏傳佛教的哲學思想和價值體系作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體和核心，引導、影響著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戒律存則佛法存，戒律滅則佛法終”，藏傳佛教戒律既是藏傳佛教發展的制度保證，也是藏傳佛教思想的具體體現，故而在龐大的藏文化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義，其影響廣泛而深刻。

　　一、佛教戒律對藏族精神文化的影響

　　（一）佛教戒律對藏族倫理道德的影響

　　哲學意義上的“道”是指天地萬物之所以生之總根源；“德”是一物之所以生之道理。倫理學意義上的“道”指處世做人的根本原則，即人之所以為人所應有的根本原則；“德”指修道所得，即人遵循為人之道，堅持行為準則所形成的品質、境界和收穫、體驗。“道德”兩者合起來使用，指人類的行為合於理，利於人。西文的道德（Morality）一詞源於風俗（Mores），含有社會風俗和個人品性兩層意義。倫理是指人們處理相互關係時所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倫理與道德具有大體相同的意義，均突出了行為準則在人們行為中的重要性。

　　稍有不同的是，倫理並未突出人們個體的心理、品質。所以，有人把倫理稱為客觀的法，指社會道德；把道德稱為主觀的法，指個人道德。而實際上，由於道德既是社會的又是個人的，倫理也包含社會和個人兩個方面，所以倫理和道德常被當作同義詞，而更多時候則是“倫理道德”連稱出現。

　　我們在上文中已介紹過，佛教戒律是一種行為準則，它既對修行者個人的品行作了嚴格的規定，又制定了調節僧眾社會的規則，同時還提出瞭如何處理僧團這個小社會與整個世俗社會的關係的問題。因此可以說，佛教戒律與倫理道德在監督個人行為和調節社會行為上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不同的是，佛教戒律所針對的是一個特定的個人和群體。藏族社會幾乎全民信教，佛教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因此，佛教戒律所規定的行為準則便成為全社會的倫理道德規範。

　　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倫理道德，是隨著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剩餘勞動和私有制的出現，進人奴隸社會時期後才形成的。與原始道德的意識混沌朦朧不同，此時的社會道德已成為獨立的社會上層建築。道德宗教化，政治道德化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道德倫理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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