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是指有名，出名。本意是指在作品上顯示名字，常引申為某人在某一方面非常有造詣，很出名；也指某一事物比較出眾。出自於禮記大傳，作動詞的意思是顯現、顯揚，用文字顯明地表述，出自於禮記大學。
非著名是指不出名、知名度低，主要是暗示自己與別人不一樣，不屑與別人為伍的意思；也指某人某物在某方面不受歡迎，暗指調侃自己；源於郭德綱的一段自己的介紹。
著名是指有名，出名。本意是指在作品上顯示名字，常引申為某人在某一方面非常有造詣，很出名；也指某一事物比較出眾。出自於禮記大傳，作動詞的意思是顯現、顯揚，用文字顯明地表述，出自於禮記大學。
非著名是指不出名、知名度低，主要是暗示自己與別人不一樣，不屑與別人為伍的意思；也指某人某物在某方面不受歡迎，暗指調侃自己；源於郭德綱的一段自己的介紹。
1、著名：有名；出名。非著名：不出名。
2、著名(zhù míng)，漢語詞彙。著名釋義：有名、出名之意。本意是指在作品上顯示出名字來，常引申為某人在某一方面非常有造詣，很出名。也指某一事物比較出眾。出於《禮記·大傳》；作動詞的意思是顯現、顯揚，用文字顯明地表述，出自於《禮記·大學》等。
3、非著名，源於郭德綱的一段自我描述：“有次一上臺我跟大家做自我介紹，說‘我是中國相聲界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當時大夥笑了，我自己感覺也很好”。但隨著自己的走紅，郭德綱表示再說自己非著名，那也讓人覺著忒虛偽了，“所以有時候開玩笑，我是著名的非著名相聲演員，或者乾脆再多一個，自稱‘非常著名相聲演員’得了”。非著名主要暗示自己與他們不一樣，有不屑與他們為伍之意在。
隨著中國旅遊日的確定，有“中國古代傑出的旅遊家”之稱的徐霞客，再次高調出現在公眾面前。因為旅遊日所確定的日期，正是徐霞客遊記開篇的日期——5月19日。其實，無論中國旅遊日定在哪一天，都和徐霞客密切相關，因為申報入圍的備選日期很多都與徐霞客有關。
徐霞客當之無愧的是中國最著名的旅行家。相比於郭德綱自稱為非著名相聲演員，另一個同樣有“中國古代傑出的旅行家”之稱的王士性是真正的非著名旅行家。知道他的人確實太少了。
他在人文地理學上所取得的成就，幾乎被世間忽視了近四百年。直到1985年12月，在廣西桂林召開的“全國徐霞客學術討論會”上，當代研究歷史地理學的權威譚其驤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國的人文地理學，就必須重視和研究王士性的著作，並把王士性與徐霞客相提並論，認為：“從自然地理角度看，徐勝於王。從人文地理(包括經濟)角度看，王勝於徐。”
王士性生於1547年，在萬曆元年即1573年考中了舉人。但是，在第二年赴京城參加的考試中，他沒能進士及第。落榜後，回到浙江老家，他排遣鬱悶的方式是遊覽家鄉的名山大川，把金華和溫州的名勝走了個遍。那一年他27歲，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重要旅行。然後，再回到家中，苦讀三年，考中了進士。在之後的做官生涯中，官做到哪兒就游到哪兒。
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四十來年，是江蘇江陰人，說起來與王士性的家鄉不算太遠。徐霞客同王士性一樣，也生在江南官宦之家，也自幼喜愛遊歷。不同的是，徐霞客沒有考取功名，他走的是一條自助遊的路，用今天的話說，是更純粹意義上的“驢友”。他們幾乎都遊遍了明朝所轄疆域，徐霞客獨缺四川，王士性單少福建。
在明朝，旅行最遠的人應是官員。朝廷一個命令下來，常常就是跋涉千里的調動，這種旅途在當時應該是相當辛苦的。1589年，王士性在南行的路上，對著鏡子一看大吃一驚，不禁喟嘆自己風塵奔波，怎麼華髮星疏老得這麼快。但是，一到了山水之中，王士性便又豪情萬丈了。
《俯察大地——王士性傳》的作者徐建春說，王士性雖生性勤謹，卻也不無懶散。平時不修邊幅，在詩文中常有厭煩世務嚮往山林清幽的情緒。或許，比起在衙門裡當官，他更想過“遙從馬首覓青山”的生活。在明朝當官的人中，一輩子奉令跋山涉水的一定很多，但像王士性這樣，一路上興致勃勃考察山水和人情，並寫下精彩地理學著作的官員，只有他一個。
他更感興趣的與其說是自然，不如說是人文。比如，他在浙江行走時，就有段議論：杭嘉湖平原上的人，水系發達，又通商賈，非常富裕，所以風尚奢侈；而金華衢州一帶，地處山區，民風剛烈又輕犯刑法，但生活儉素；到了溫州、寧波，海濱之民百死一生，有海利為生不甚窮，風尚就在奢儉之間了。飲食之習不同，如：“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惡其羶；河北人食胡蔥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他以不同地理環境來分析人群的特點，這在今天看來不稀奇，但在四五百年前，在中國地理學中是先驅之作。
本來，以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主張，最好這個帝國的人民都安居樂業，自給自足，不要出門。在洪武年間，一個人的自由旅行里程只有100裡，如果出這個範圍，要領通行證。無證通行的人要被處以80杖刑。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後期，在帝國大路上行走的人卻越來越多。
明朝末年，社會中的旅遊——不為官差，不為販貨，也不為趕考，就是為了出來尋樂——風氣之興盛，可能超出我們今人的想象。當然，這裡旅遊的主體，還是文人墨客和官員。根據臺灣學者巫仁恕的研究，晚明時社會上不僅旅遊手冊類的書籍大量刊行，而且交通工具和食宿提供都日益商業化，導遊成為職業，甚至出現今天旅遊套餐類的服務專案，你只要出錢，出行、食宿、娛樂一條龍服務。
正是上述大眾旅遊的基礎，才在明末誕生了兩個傑出的旅行家——徐霞客和王士性。
王士性以其敏銳的眼光，在16世紀就已萌發了旅遊的“產業”意識。他在《廣志繹》卷四中寫到遊西湖時，注意到當地居民以旅遊業為生，分工細緻，已經相當專業化了，而且很賺錢，“日不止千金”。但當地的有關部門經常去禁止他們，認為這是不務正業。王士性說，這樣不但那些打漁的、划船的、唱戲的、賣酒的人失業了，我們這些遊客也很不方便。
當王士性感到自己已經體力衰退走不動了，就坐下來整理他的地理著述。他從到南京的第二年開始寫，寫了一年，《廣志繹》寫成，還沒能刊印出來，就猝然去世。這一年，正是1598年，大明朝的興盛到了極點，悄悄開始顯露敗象。9年之後，徐霞客開始了他著名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