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音樂文化的“活化石”－蒙古四胡

　　在蒙古族的民族文化源遠流長的郭爾羅斯，四胡就是一種風格獨特的民族樂器。我們經常聽到二胡，可是我們很多人都比較少見到四胡。在舊社會，四胡其實就是民間藝人用來傾訴牧民苦難生活的手段。那麼，大家對於四胡瞭解嗎？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從民族文化的角度一起來尋找答案吧！

　　蒙古四胡的起源

　　在古老而又獨具特色的民間樂器中除了馬頭琴，流傳最廣的就是蒙古四胡了。然而，隨著烏力格爾（蒙四胡古族說書）等民族藝術的傳承出現問題，為其伴奏的蒙古四胡也發出了“顫音”。據有人考證，四胡從蒙古汗國建立起就廣泛演奏於宮廷、祭祀和軍樂中，從元代開始流行於民間。四胡的琴筒木製，蒙以蟒皮，琴桿用烏木或紅木製成，張四條弦，竹弓，馬尾分成兩股，分別夾在一二絃和三四弦間。四胡的演奏方法和二胡大致相同，但在為蒙古族說唱藝術伴奏時，就有很大不同：有時用左手中指或無名指從弦下以指甲頂弦來代替按弦，有時還從弦下彈弦，並用弓杆敲擊琴筒，增強節奏，渲染氣氛，有極其鮮明的民族特點。

　　新中國建立以後，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民族文化日益繁榮，四胡藝術得到了較快發展和提高。

　　蒙古四胡的樂器演奏

　　蒙古族四胡演奏的指法也非常獨特，它不像二胡和其它絃樂器那樣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第二關節奏出滑音、打音、彈撥音、泛音等，因此音色更為優美、醇厚、悠揚，更具有草原風格。它最適合為蒙古族民間藝人說唱“好來寶”和蒙古琴書（烏力格爾）伴奏。牧人們勞動之餘，聚集在蒙古包裡，藝人拉起四胡，以說唱的形式娓娓講述起歷史上英雄史詩和一些動人的故事，那粗獷、寬厚而深沉的琴聲，伴以弓杆擊打琴筒的節拍聲，和藝人的說唱相得益彰，令人著迷。

　　由於低音四胡音調低沉、舒緩，演奏起來往往使人有黯然之感，它不太適合合奏及為歌手唱歌伴奏，因而大大影響它的表現力。解放後，蒙古族專業人員和民間藝人根據時代的要求，在弘揚四胡這一古老民族器樂藝術的同時也致力於四胡的改革，將琴筒縮小，琴桿縮短，琴弓加長，創制出高音四胡。改良後的高音四胡，音色高亢、激越、乾脆、亮麗，使四胡的表現力和應用範圍更加廣泛和豐富。它既可以獨奏，為歌手伴奏，也可以用於樂隊合奏，還可以和三絃等樂器重奏。古老的四胡煥發了青春，趕上了時代的節奏和旋律，成為祖國民族器樂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

　　四胡文化積澱豐厚，表現力豐富，技藝自成一體，旋律悠揚、古樸，是從事半農半牧生產方式的蒙古族人民傑出的音樂創造，在蒙古族歷史學、民族文化學、民俗學、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四胡音樂經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眾所周知，南音不僅在閩南地區流傳甚廣，甚至還傳播到華僑眾多的東南亞地區，甚至有外國專家學者稱之為“東方古典藝術的珍品”。那麼，你想知道南音的起源嗎？想知道它是如何傳承的嗎？那就跟小編一起看看廈門文化吧！

　　一、起源

　　福建南音是曲藝的一種，又稱“南曲”，“南樂”、“南管”、“弦管”，被稱為音樂文化的“活化石”，唐代琵琶普遍用撥子，且是橫抱姿勢，福建南音至今保持這一遺制。南音中所用的“拍板”及其演奏方式與敦煌壁畫中的伎樂圖一樣。南曲主要流行於泉州市、閩南晉江、龍溪和廈門市，在臺灣及南洋群島華僑居住的地方也很盛行。福建南音起源於唐，形成於宋，主要流行於福建及臺灣、南洋群島華僑居住地區。

　　（1）據文獻記載：唐僖宗光啟元年（885），王潮、王審知兄弟率軍入閩，他們帶去了唐代“大麴”傳播於民間。大麴與當地民間音樂的相互影響和吸收，從而產生了別具一格的“南曲”。

　　（2）南曲的主奏樂器琵琶的演奏姿勢是斜抱著彈奏。所用筒簫嚴格規定為一尺八寸。這兩件樂器的演奏姿勢與形制與唐舊制相符。

　　（3）南曲的曲牌名稱有不少與唐代大麴、法曲的曲牌名稱相同。如《摩訶兜勒》《子夜歌》、《清平樂》、《梁州曲》、《婆羅門》等。

　　（4）宋代“南戲”五大名劇：《荊釵記》、《白兔記》、《拜月記》、《殺狗記》和《琵琶記》，南曲也演唱這些劇目。

　　南曲在民間流傳，有賴於社團組織的傳承和傳播。清代以來在泉州、廈門和晉江、南安、惠安、安溪等地都有社團成立，並有專業的教師傳藝。建國以來，成立了不少南音研究社、南音研究會。還建立了專業的南曲音樂團。

　　植根於閩南大地的南音，被譽為“中國古代音樂的活化石”。它典雅優美、情韻深沉，千百來廣泛流傳於閩南語系地區，並遠播港澳臺和東亞採一帶。研究南音音樂，不僅可以充實中國民族音樂的研究，而且對於促進海峽兩岸及福建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

　　都將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筆者認為若能借鑑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美學等多學科的方法，相信對福建南音本世紀的發展及其所體現的美學思想進行綜合探討能起到基礎性的推動作用。

　　相信大家對於蒙古族的音樂都不陌生，蒙古族的生存環境歷來就是地廣人稀的，加上游牧的獨特生活方式，因此，會讓他們對於愛有著自己的思考，對於愛的表達也有著獨特的方式。長調民歌是蒙古族的一種藝術文化。那麼，大家對於這種藝術文化有多瞭解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從民族文化的角度一起來尋找答案吧！

　　長調的藝術特色

　　傾心聽一曲長調牧歌，猶如站在蒼茫草原向大自然傾訴體驗。這種藝術境界，被諸多音樂學家、歌唱家稱之為“天籟與心籟的完美統一”，而美學家則稱之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統一”。只要有一人領唱長調旋律，三五個人以持續低音潮爾，就會產生莊嚴肅穆、聲勢浩大、輝煌壯麗的氣勢；而一首馬頭琴民間獨奏曲《走馬》，就會有排山倒海之氣概。二者均能使人產生一種雄渾壯美的崇高體驗。

　　長調旋律悠長舒緩、意境開闊、聲多詞少、氣息綿長，旋律極富裝飾性（如前倚音、後倚音、滑音、迴音等），尤以“諾古拉”（蒙古語音譯，波折音或裝飾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華彩唱法最具特色。

　　長調的傳承與發展

　　在長調藝術史上，長調藝術大師可謂代代輩出。一代歌王哈扎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以“草原抒情男高音”而蜚聲於國內外，其《小黃馬》高音區的演唱令人拍案叫絕。1955年，“長調歌王”寶音德力格爾以一曲《遼闊的草原》在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奪得金牌，傾倒世界級音樂大師與各國青年。評委之一、著名前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稱其是“罕見稀有的民音女高音”。

　　20世紀7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鄂爾多斯長調民間歌手扎木蘇震驚了北京舞臺，在音樂理論界、聲樂界、教育界引起轟動和驚歎。許多專家高興地稱讚為“草原美聲唱法”，他被請到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講學，著名聲樂大師沈湘親臨現場聆聽他的演唱。20世紀90年代初，80多歲的扎木蘇歌喉依舊，充分顯示出堅實而科學的歌唱功底。這充分說明，長調演唱藝術不僅有它獨特美學本質及其風格，而且具有獨特而科學的歌唱技術。

　　同時，蒙古族長調民歌也是一種跨境分佈的民族文化，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和蒙古國是蒙古族長調民歌最主要的文化分佈區。2005年11月2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總部宣佈了第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中國、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民歌”榮列榜中。中蒙兩國聯合申遺的成功，足以顯現蒙古族長調民歌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其不可估量的藝術性及世界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