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博物館內的蔡東藩塑像 5月18日，蕭山臨浦鎮東麓池社群的“臨江書舍”，經修繕布展後重新開館。

　　“臨江書舍”是一座凹字形居民建築，因毗鄰西小江，故自名“臨江書舍”。被譽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的近現代著名演義大師蔡東藩，居住於此23年，完成了600餘萬字的《中國曆代通俗演義》。

　　走進現在的臨江書舍，能體會到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一樓東間陳列著蔡東藩生平介紹及著作文稿，中間作正廳，西間作私塾；二樓東間作會客室、醫室，中間作臥室，西間作書房，書舍還陳列了1937年以前的上百件名人字畫、油燈、木座等文物和民國三字經，再現了蔡東藩先生在1914至1937年居住期間原貌，當年蔡東藩教書著書時的氣氛撲面而來。

　　作為重點文物原址進行保護的臨江書舍將與臨浦現有的東藩小學、蔡東藩先生著作等資源互融，成為百姓感受歷史、觸控歷史的載體。同時，臨浦也將把臨江書舍打造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基地，讓“東藩文化”與“西施文化” 並駕齊驅，成為活力臨浦的品牌“金名片”。

　　為挖掘“東藩文化”，臨浦將以東藩講堂為主陣地，開展“共建共享文明幸福新臨浦”大討論，還將於今年10月舉辦東藩文化節系列活動。

　　據瞭解，臨浦鎮“奏響文明幸福新臨浦主旋律”主題宣傳活動也同時啟動，有“議、創、享、傳”等四大板塊14項主題宣傳活動。臨浦將以“東藩文化”、“西施文化”、“越美文化”為載體，打造一公里公共文化圈。

　　湖北大鼓是流行於湖北省的一種說唱藝術，它主要是透過運用手、眼、身法以及步法來傳達思想感情，湖北大鼓具有比語言更加豐富的表達能力。它結合了湖北民間音樂變的更加形象具體。想了解更多的湖北文化嗎？下面為你帶來更多內容，一起來看看吧。

　　原先湖北的鼓書，與我國北方的鼓詞類傳統說唱藝術有著同宗的關係，而鼓詞（鼓書）又與說書（評書），在歷史上有密切的聯絡。唐代佛教盛行時，教徒們不僅講唱佛教經卷，說唱歷史故事，也說唱民間時事故事，如《秋胡小說》《張義潮變文》等。到了宋代，由“變文”衍變為鼓詞，出現了一些專業性的話本。這些話本經過文士的潤飾加工，具有了較高的藝術性。由明入清，鼓詞日益盛行於北方，並逐漸傳播到南方。

　　湖北鼓書的歷史，正史記載甚少。從鼓書藝人的師徒相承關係追溯推測，清道光末年，即有有名的鼓書藝人賣藝授徒。在這之前的流傳時間肯定更久。其中早期名藝人丁海洲（丁鐵板）據說是由山東經河南來湖北武漢獻藝謀生，他傳授了黃玉山等五個徒弟，繼有匡玉山、潘漢池、王鳴樂、陳謙聞、張明智等，共經歷七代師徒傳承。與此同時，相繼來湖北行藝、授徒的，還有河南的魏元宗（即魏光山）、劉元中（即劉潢川），以及龔伯庭、劉源鵬等鼓書名藝人。

　　北來的鼓書藝人，在說唱時仍保持著北方鼓詞的特點，用北方口音，一手執兩塊月牙形鋼鐮（或鐵製、銅製），一手執木籤，擊鼓說唱。後來，他們的徒弟們為了易為湖北人接受，逐漸改用湖北口音演唱，唱腔也發生變化，逐漸採用當地人喜愛的腔調。接著，又逐漸用雲板代替了鋼鐮，把大鼓改為小鼓，說唱也用本地腔調，受到當地人民歡迎，流行範圍也越來越廣，直至武漢、鄂東、鄂北等廣大地區。這樣，鼓書便在湖北生根、開花、定型，成為湖北的一個重要曲種。

　　鼓書的“說”，具有類似評書演說的藝術風格。鼓書藝人掌握一部書的故事梗概，稱為“墨路子”，即掌握了主要的故事情節及各個人物的性格特徵，然後在演說當中，注意發揮與創造、潤飾與加工，對故事情節及人物性格隨機進行豐富與補充，往往能達到繪聲繪色、扣人心絃的藝術效果。同時，兼用一些“甩包袱”的藝術手法，調動廣大聽眾的胃口，這種手法叫做“水路子”。鼓書藝人就是以這種“墨（路子）”和“水（路子）”結合的手段，產生藝術效果。

　　湖北大鼓早期以“拍門”的形式演唱，即藝人挨家挨戶上門演唱：先在每家門前敲打一陣鼓板，招徠聽眾，然後說唱一段故事。後來，由於鼓書盛行和越來越多的人的喜愛，鼓書藝人便採取“點棚打場”的形式進行演唱：鼓書藝人選擇一個場地，高踞於書壇或站立於圓場之中，聽眾則圍觀於四周，當時無樂器伴奏，藝人現場根據聽眾的要求選擇書目，經常是三五天或十日半月連續演唱；有時聽眾越來越多，書場也就越來越大。

　　鼓書是一種有說有唱、以說為主的曲藝形式。建國後由於搬上了舞臺，多用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短小段子，逐漸改為以唱為主，以說為輔。但在廣大農村集鎮，仍然採取以說為主的傳統形式，大都說唱中、長篇故事書目。後來又發展出一人說唱、二人對口唱和多人群口唱等形式，並有二胡、三絃等樂器伴奏。在一部書或段子裡，說、唱兩者均不可少。故事情節、人物對話及不同人物性格描繪，往往透過說技表達；而人物感情的體現、內心的變化、故事情節高潮的渲染與烘托，則往往主要是透過鼓、板與唱技來完成。

　　湖北大鼓唱的方面，不同地區及不同流派各具有不同的唱腔特色。唱腔雖不復雜，但卻富於變化，唱法上也各有風味，加之鼓、板敲擊的輕重強弱與緩急快慢，靈活變換以打動人心，吸引聽眾。湖北大鼓同其他曲藝形式一樣，具有講唱文學的共同規律，特別注意唱詞的音韻與節奏。唱詞要求合轍押韻，不但要求每段書的唱詞必須用一道轍上的字（即同韻的字），而且要求講究平仄，即上句的落尾（末一字必須是仄聲，下旬的落尾必須是平聲。

　　在節奏上，鼓書唱詞一般為雙句，有上句就得有下旬，否則就壓不住板。每句唱詞都要講究分句的格式，這種格式大致有二二三式（七字句）、三三四式（十字句）、三四三式（十字句）、二三式（五字句），也有不太規整的句式結構。此外，還有少數“單尾句”（末句落在單句上）和“墊句”（一句詞後面墊上一句作為補充）。另外，在這些句子中，有時為了藝術表達或內容的需要，可以在中間增加自由的“襯字”或“嵌字”。

　　湖北大鼓以“四平調”為基本曲調，其調式、板式、旋律、結構等都體現了湖北民間音樂的風格，板式多為一板一眼。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