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伊士運河是世界使用最頻繁的航線之一，也是亞洲與非洲的交界線，是亞洲與非洲、歐洲人民來往的主要通道。這條運河允許歐洲與亞洲之間的南北雙向水運，而不必繞過非洲南端的風暴角（好望角），大大節省了航程。世界海運貿易額的7%都是透過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又譯蘇彝士運河） 1869年修築通航，是一條海平面的水道，在埃及貫通蘇伊士地峽，溝通地中海與紅海，提供從歐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的航線。
運河西面是尼羅河低窪三角洲，東面較高，是高低不平且乾旱的西奈半島。在運河建造之前，毗鄰的唯一重要聚居區只有蘇伊士城。沿岸的其他城鎮基本都在運河建成後才逐漸發展起來。
1、蘇伊士運河長度是190千米，深度並沒有明文記載。
2、蘇伊士運河 於1869年修築通航，是一條海平面的水道，在埃及貫通蘇伊士地峽，溝通地中海與紅海，提供從歐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航線。它是世界使用最頻繁的航線之一，也是亞洲與非洲的交界線，是亞洲與非洲、歐洲人民來往的主要通道。
公共知識分子能夠改變歷史程序，即使在他們死後。如果有人說“知識分子”這個詞讓蔑視者忍不住去掏槍來打死他，那麼“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肯定讓他們想去找炸彈了。在批評家看來，這個詞就意味著武斷地發言和不負責任地評論等廉價和輕易的選擇，就像反對黨享受的特權，那就是什麼也不用做，只需動動嘴皮子即可。另一方面，在那些看重充滿活力的公共對話的人看來，拉爾夫?愛默生（Ralph Emerson）的觀點最能說明問題：那些熟悉歷史和思想史的個人能夠從中找到對當今有現實意義的深刻見解，因而也能有效地傳播新觀點和見解。如果沒有警惕和投入的人參與，沒有渴望辯論者和從自己的研究和經驗中提供專業知識的人的參與，公眾對話將非常貧瘠。這些人提供的恰恰是公眾對話所需要的東西：觀點、視角、批判和評論。任何提出這些東西的人都應該期待著人們對其觀點的嚴厲審查。不管觀點被接受還是被拒絕，人人都可以從討論中受益。人人都可以當公共知識分子，除非你無話可說。一般來說，這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是自我選擇的群體，就像古代雅典集會廣場裡有選舉權的公民一樣，他們是一幫自願進入公共空間發表言論的人。因特網使這種自我選擇成為可能，有些評論家因為在討論中問題意識和部落格上的深刻見解而贏得大名。雖然網上的東西很多是默默無名者的喧囂和謾罵，網路民主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因為在更大規模上覆興了古希臘集會廣場。有些公共知識分子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其他人則贊同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觀點，即公共知識分子的目的就是“推動自由和知識，”儘可能採取中立的立場。在這兩種立場中，後一種立場最難維持，在外人看來也最令人懷疑。面對世界上的不公、愚蠢、錯誤和掠奪，人們真的能夠保持超然、冷靜和客觀，完全不投入感情，完全無動於衷嗎？或許有人反對，積極投入政治的知識分子或許對人有利，但那些宣稱對政治不感興趣（當然不是無利益）的人就招致兩方面的批判，要麼被指責對多數人看重的東西冷漠無情，要麼被視為渴望透過其表面中立的形象掩蓋其真實目的騙子。對那些因為在某些特殊領域---如科學和文學做出重大貢獻而在公開場合活躍的人來說，存在一種危險，即往往自認為或被別人認為是對太陽底下任何話題都瞭解的先知。有一些領域尤其是政治和新聞會讓他們成為通才，因為這種任務的本質就是擁有更寬闊的視野，從多個角度考慮問題。但是任何自己選擇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並得到公眾認可的人需要警惕僅僅透過自己的視角看問題的風險，因為他的最初主張是建立在其專業領域之上的。而公共知識分子的本質是在兼顧各方利益，經過深思熟慮後對很多事情發表整體性的合情合理的觀點。我們能否給出一個普遍適用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呢？請考慮下面這個清單：伯特蘭?羅素、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埃德蒙德?威爾遜（Edmund Wilson，文學批評家）、萊昂納爾?特里林（文學批評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古生物學家—譯註）、諾曼?米勒、蘇珊?桑塔格、諾姆?喬姆斯基、理查德?道金斯，實際上《展望》榜上的每個人都名副其實或被認為名副其實。除了智慧、投入及大膽發言之外，他們很少有什麼共同點。因此，這三點或許抓住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本質。這個異質性群體成員的言論能否給世界帶來變化或者能帶來多大的變化呢？這是歷史檢驗的問題而不是判斷問題，但是，如果在某些情況下沒有帶來變化將會令人感到吃驚。觀點是歷史的齒輪，推動變化和前進。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寫到，坐在書齋裡的哲學家在死後50年還能改變歷史的程序，他心裡想的是兩個公共知識分子洛克和馬克思。確實如此，如果哲學家這個詞是廣義的（應該如此），它或許是替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合適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