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藏傳佛教的誤讀

　　唐卡

　　藏傳佛教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直接影響和滋育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區域性特點的宗教文化。它是以藏南谷地的土著文化為基礎，吸收融合北方草原地區的遊牧文化等而形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組成部分。

　　距今約兩千年的秦漢時期的漢文文獻中，就有關於青藏高原上人類活動的歷史描述，據《穆天子傳》等古籍記載，西周時周穆王西巡會見羌族酋長西王母於崑崙之丘；唐時文成、金城兩位公主的入藏，大量的漢文化傳入西藏，促成了西藏與中華 社稷一家 ；元建立後，藏傳佛教在內地迅速傳播，影響遍及朝野；明代，藏傳佛教在內地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對明朝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深遠影響。然而，歷史上漢、藏這種淵源關係到目前為止，在學術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

　　西方對藏傳佛教的誤讀

　　西方人的西藏觀和西藏形象多虛幻、不準確。宗教、文化、環境是西方當下流行的話題，近年來出版的《西方視野中的藏傳佛教》、《當代西藏佛教 宗教復興與文化認同》、《西藏度亡經》等，在西方影響較大。《香格里拉的囚徒 藏傳佛教與西方》一書帶著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向西方人灌輸西藏觀。顯然，西方人透過這些間接的渠道瞭解的西藏，是不真實的，不但歪曲了中國的西藏政策，也誤導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眾，這些對 西藏問題 的國際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曾擔任美國 東西方中心 高階研究員的杜永彬發現，西方人的西藏觀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一是學者的西藏觀，就是西方學者怎麼研究和認識西藏的；二是官員的西藏觀，西方官員、西方政界是怎麼認識西藏的，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態度是怎麼樣的；三是一般老百姓是怎麼看待西藏的，包括學生、商人等對西藏一無所知的人對西藏印象是什麼樣的；四是西方傳媒是怎麼反映西藏的。他們從不同的目的出發，根據需要隨意創造出他們自己不同的西藏觀。

　　西方所謂的 人權問題 、 宗教自由 、 民族衝突 、 文化滅絕 等等，這些論調在遮遮掩掩之間，關鍵詞只有一個 西藏獨立 。這一切都顯示出西方和中國對漢藏關係、民族與國家模式等問題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歐洲的民族主義認為，一個擁有自己獨特文明的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像中國民族區域自治這種不同於西方多元民族國家模式的獨特製度，很難得到他們的理解。而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走 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 的發展道路，才是藏傳佛教繁榮的保證。自有人類活動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這並不是說西藏自古以來的政權都是中央政權有效管轄的一部分，而是指西藏自有人類活動的歷史都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決不是任何外國曆史的一部分。

　　達賴對藏傳佛教的誤讀

　　藏傳佛教是中國的宗教，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只在道教中發現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學解釋。達賴在美國故意宣稱自己可以不再 轉世 ，以避免中國政府 指定 轉世靈童。關於是否轉世，不是達賴自己就可以決定的，而是要遵守歷史定製。自從五世達賴喇嘛接受清朝皇帝冊封之後，達賴喇嘛轉世都是遵守這種歷史定製的，那就是圓寂後轉世，最終認定權在中央政府。西藏信奉藏傳佛教的民眾，不是信奉某一輩達賴，而是信奉這一轉世傳承。十四世達賴就是第十四個，前面還有十三個，他的坐床典禮是當時中央政府批准的。1653年，清順治皇帝冊封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同時被冊封的還有清軍蒙古族將軍固始汗，根據冊文中的內容，我們看到達賴只有教權，並無參政權力，軍權、政權、財權則集中在駐軍元帥 西藏郡王 的手中。有一個絕好的例證：原七世達賴噶桑嘉措遷宮所用哈達都要受到駐軍元帥 藏王 的節制，可見當時達賴在軍政中是有名無實的。

　　西藏不僅是藏族人民的西藏，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西藏。自《十七條協議》簽訂以來，中央人民政府一直都致力於保護西藏宗教文化。今天，達賴把宗教文化當做政治鬥爭的工具，是對宗教和文化的褻瀆，也傷害了中華民族熱愛西藏的感情。 西藏問題 根本不是什麼人權問題、宗教問題、民族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一個關係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問題。

　　學術界對藏傳佛教的誤讀

　　西藏遠古時期的主體文化則是苯教， 藏族自古以來信仰佛教 的說法是錯誤的，佛教在西藏發展的歷史分兩個階段，藏文史籍一般稱 前弘期 和 後弘期 。7世紀中葉到9世紀中葉約200年為前弘期。佛教在吐蕃還是一種外來宗教，它在與當地原有的苯教不斷鬥爭中發展起來，其間曾一度佔優勢。苯教和佛教的對立與發展，到最後是苯教融合到佛教中，苯教變成一個佛教化的產物。但是需要強調的是，苯教雖然完全被佛教化，成為藏傳佛教的一個支派，但它不是被印度佛教同化的，而是被藏傳佛教化了，同時佛教也被西藏化了。

　　學術界一提到中國的傳統，就只提到儒家、道家文化，沒有藏文化；只有孔子、孟子，沒有宗喀巴，這無疑是對中華民族片面的理解。故探討藏族文化和民族歷史淵源說簡單，只有一句話，即西藏從來就屬中國領土；說複雜，一千多年的藏漢關係實際上就兩個階段：唐時，是聯盟關係；唐以後至今，同屬一個國家。

　　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與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始終保持緊密的聯絡，透過長期的交流融合，藏族不僅與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在政治上同屬一個國家，而且在廣義文化上的各個層面有著許多相同、相似之處，形成了任何力量也無法使之分離的血肉聯絡。對待藏族的古代文化和民族來源時，不能把眼光只限於西藏高原一個地區，而是要從整個中華大地上各民族文化總體變化的規律中探索藏族古代文化的發展變化規律和藏族的歷史淵源。藏傳佛教在形成中華共同的民族心理認同、鞏固國家統一和促進民族文化交流等發麵發揮了重要作用。藏傳佛教作為宗教的一部分，是藏族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它與社會的根本利益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時，它的積極作用就會不斷凸顯出來。

　　（責任編輯：吳繼奎）

　　國家對藏傳佛教，沒什麼新的政策。一如既往，國家憲法規定國民享有宗教自由。藏傳佛教，又稱藏語系佛教，或俗稱喇嘛教，是指傳入中國西藏的佛教分支。屬北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南傳佛教並稱佛教三大地理體系，歸屬於大乘佛教之中，但以密宗傳承為其主要特色。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法律的標準常常是一件不僅神聖而且神秘的事情。有很多案子的判決會讓他們感到 看不懂。比如一個貪汙犯，貪了幾百萬，甚至千萬上億，結果判的年限並不很長。一個小毛賊，偷了10萬塊，就叫“數額特別巨大”，要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有人說說這是“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傳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在作祟”。

　　確實，對於很多類似的今天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人們往往會尋找根源，說這是中國的儒家傳統，孔 子提倡“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我以前也這麼想，這聽上去就很不公平。後來出於好奇，我稍微查了一下資料，發現我們完全是被忽悠了，人家講得非常清楚的道理被斷章取義，有意加以曲解。

　　在《孔子家語》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學生冉有和我們一樣也覺得“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聽著不順耳，他問孔子，大夫犯罪，就不可以加刑？庶人行事，就不可以治禮麼？

　　孔子回答冉有說，不是這樣的。“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 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譴讓也發始發露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縳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 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捽昨沒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這立刻會讓人想到日本武士道精神，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的社會秩序，基本和我們春秋時代的封建體 制差不大，日本沒有產生過秦始皇，所以有一套諸侯、家臣這樣的封建貴族體制。電影裡經常有，一個日本武士，一件事辦砸了，給領導批評了幾句，回家就切腹自 殺了，真是“白冠釐纓，盤水加劍”。我們中國人會覺得奇怪，這些人腦子好像不開竅，也太要面子了，他為什麼不求領導饒恕或者乾脆逃跑？

　　我看了這段《孔子家語》才明白，日本武士道其實根源是在中國，尤其是春秋時期的中國，它的本 質其實是一種貴族意義和榮譽感，及由此產生的更高的道德要求。以前有一次我在日本的時候，批評侵華日軍的暴虐，順帶批評所謂武士道的野蠻。當場一個日本學 者說，那些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幹出這麼下流的事情，哪裡是什麼武士啊？按照傳統武士的道德標準，絕對不能凌虐已經投降的對手，更不要說還侮辱婦女。 按這位日本學者的解釋，他們都是明治維新之後興起的“無產戰士”，所以道德敗壞。武士作為一個階層和他們的榮譽感已經在明治維新之後被摧毀了。

　　不過在武士道的故鄉中國，自秦始皇和漢武帝之後，漸漸透過一次次血腥的淘汰，更徹底地讓人民遺忘了什麼叫士、什麼叫貴族、什麼叫榮譽和尊嚴。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崇拜。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當袞袞諸公，當其身居高位鮮衣怒馬之時，盛氣凌人，一旦身陷囹圄，簡直是搖尾乞憐，罪行昭彰還要推卸責任，說的都是“求組織再給我一次機會”這樣沒臉沒皮的話。

　　至於禮不下庶人，孔子的解釋是“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並不是我們理 解的地位高的人對地位低的人就不講禮貌，我們看到孔子，即使在鄉間遇到農民都很有禮貌，絕對不可能像我們今天開著特權車的人就橫衝直撞亂按喇叭。孔子是說 你不能用繁瑣的禮儀來要求老百姓，搞得老百姓太拘謹。

　　可惜這些孔子講得明明白白的道理，這幾十年來都被有些人蓄意擰把著解釋。

　　今天不可能再回到春秋，民主和法治才是今天應有的旋律，但我常想，如果像英國和日本這些國家那樣封建制不要那麼徹底地被摧毀，多少留一些封建的貴族傳統，尤其是貴族精神，即使在今天未嘗不是對社會有價值的思想資源。

　　司馬遷說：“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