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和社會的關係魯迅的故鄉

　　在《故鄉》中，“我”與“故鄉”的精神聯絡首先是由於有了少年“我”與少年閏土的友好和諧的關係，在這時，“故鄉”在他的觀念中是美好的、親切的．但當他再次回到“故鄉”，這種精神聯絡淡漠了，“故鄉”的觀念就變化了，在這時，他對“故鄉”的現實是厭惡的、反感的。

　　他的精神中的“祖國”失落了，物質“祖國”雖然存在著，但在這個“祖國”中卻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歸宿。他們沒有信仰，沒有道德，沒有固定的操守，對人沒有真摯的感情，關心的只是個人眼前的物質實利、他們沒有“別人”的觀念，更沒有“祖國”的

　　關於從西藏定日地域遷到尼泊爾索盧——昆布居住的藏族，Aziz（阿吉茲）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做過文化人類學研究，考察他們在西藏的生活。現首先介紹她的書上談及的有些關於婚姻圈和貿易的資料【阿吉茲１９８７（AZIZ １９７８）】。

　　富裕的農民都是透過發展家畜和經商而不是透過擴大耕地面積發家致富的。在農村人口中，只有這類富裕農戶經常定期地離開農村，前往日喀則、拉薩和聶拉木旅行。他們和其他務農者的區別還在於他們往往從定日以外的上等人家中娶妻〔１９８７：７８；８０〕。“匆巴”（商人）是崗嘎鎮從事獨立經營的貿易者或者兼任官員的。政府與商業是形影不離的。商人以及官員的家庭之間往往有聯姻關係（１９８７：８４－８５）。從定日以外的上層人家婦女進入農村社會、或者從西藏的大商業中心往崗嘎鎮的情況形成跨階層、地域的網狀結構。可是，農村人口和崗嘎商人階層之間幾乎不存在互相通婚的情況、出身於崗嘎的婦女總是留在城鎮社群內，她們或者嫁給當地的商人、官員，或者在聶拉木、吉隆、協噶爾或者西藏的其它商業中心找丈夫。婚姻規則是各自所屬的集團聯姻，只有１５—２０％的定日家庭中出現跨階層和民族的婚姻。拉薩和日喀則的商人聯姻尼瓦爾人，他們有的女兒嫁崗嘎商人，崗嘎商人家和下層的傭人、工匠、賤民嫁到夏爾巴人。和上層人家的女兒結婚，對於地位較低的家庭來說是具有社會的、心理的以及政治和經濟上的意義的〔１９８７：１８７—１８９〕。

　　關於貿易和姻親關係的討論，決不可忽略定日社會成員中的尼泊爾人。“卡札拉”是最早來自加德滿都的尼瓦爾人中的一個階層。移居西藏的尼瓦爾人都直接遷到拉薩，他們到那裡後透過和西藏婦女結婚，便形成了通稱“卡札拉”的混血族群，這些人都在西藏的大城市中經商。定日的“卡札拉”是從日喀則遷到的。其他尼瓦爾人認為他們屬於下等人，但是崗嘎商人又把“卡札拉”的等級地位看得高於自己，他們爭著追求卡札拉婦女。可是，在定日農村，人們都拒絕與卡札拉結親，正如農村人不和崗嘎鎮上的藏族商人通婚一樣。尼泊爾的夏爾巴人也同樣受到歧視，他們當中沒有人居住在定日的農業區內，只住在崗嘎鎮上。但他們沒有屬於卡札拉那樣有威望和富有，他們都出身於夏爾巴社會的下層，在他們和定日人通婚中，對方一般和他們的經濟狀況相同〔１９８７：１９１〕。

　　如上，農民和商人的婚姻的網狀關係不一樣。農民和商人很少聯姻，商人之間有較廣泛的婚姻圈。這表示姻親關係在貿易的活動有很大的功能。又隨著貿易的移動，發生異民族之間的通婚，從而形成了新的階層。這個問題是考察喜馬拉雅地區民族關係時應該考慮的課題。

　　在柳溪卡，怕兩親家離得近，來往走動的人多而口舌雜等原因，大家喜歡找他鄉的姑娘。差巴們常往外地跑，注重門第相當，因此差巴家的外地媳婦比堆窮家比數大。差巴的媳婦之中他鄉媳婦佔率７１％，堆窮的他鄉媳婦佔率３９％（１９８９：３２）。富裕階層要在商業活動中擁有一個發達的基礎，因此一定必要村外的人際關係。可是這個資料沒有婚姻圈的範圍，所以不能知道人際關係範圍的距離。

　　Kao村的資料表示村內婚和村外婚的比率是大約一樣（合田１９８７：１３８—１３９），但不清楚這種婚姻的選擇跟階層和職業有什麼樣的關連。

　　關於牧畜民的結婚，在節日找物件，自由戀愛結婚的報告較多。包智明關於那曲的說明是：婚姻範圍大約是鄉的範圍。因為男女認識的機會如賽馬會是以鄉為單位召開的［包１９９２：５５］。

　　婚姻圈在藏族之中也有階層和地域的差別。還有，在本文利用的資料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現在的貿易活動不會有像過去的西藏——尼泊爾之間有連結的廣泛性，這個變化可能影響到婚姻範圍。不過可以推察傳統上聯姻保證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從而確立富裕層在貿易上的利益。在西藏社會也可以說姻親關係增大了經濟、社會上的差別。

　　時間觀念是來自人類觀察感知到的自然時間或物理時間。人類的時間觀念主要來源於觀察到的自然運動（含天體運動）和人文運動（含歷史程序）的有序性，來源於此等有序運動的節律性或律動性。

　　時間概念，指關於時間系統的一些定義。包括授時系統、時區劃分和統一的時區系統計量形式、計量方法、標準時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