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中國歷史的幾次轉折

　　我們常聽人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倫理與道德原則。這種感慨何代無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記錄上，曾有人做過同樣的感慨。而中國的經典裡，也時時充滿了這種感慨。其實，每隔一段時間，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都會有所轉變，於是新時代的價值和舊時的價值就會不同。

　　我們以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價值轉換時期為例證。新石器時代，人類是在村落裡聚族而居。社群很小，人群也很少，其倫理原則基本上是內外有分，對自己人是一種標準，對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種標準。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後，都有鬼不歆非類的說法。西周時，建立了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論：上天是公平的，對有道德的人會加以庇護，而周人是受命於天來做當時中國天下的統治者，上天所訂下的道德原則應該是普世的，不受部族與社群的限制。這個普世的道德觀，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但它是否真正的普世的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於當時的貴族階層，即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貴族階層以外的一般人，貴族們並不覺得他們也應該遵從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次轉折應當是在孔子時代。孔子最大的功勞不是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勞是在對古代經典予以新的闡釋。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舊的貴族價值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做為普世價值的觀念，真正的變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為法則。譬如，他所說的“仁”不再是貴族所獨有，而是每個人都秉賦的一種本性。他所說的“禮”，不再是鞠躬進退，而是一般人都應遵從的禮儀。孔子界定的這一套普世價值觀，對中國有長期的影響。從孔子以後，中國人的行為法則，都不脫孔子所訂下的原則。孔子要如此做的原因，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改變，封建社會已經崩潰，他必需要重新建立一個不屬原有封建秩序下的倫理與道德。

　　另一次大轉折是在東漢末年魏晉之間。這個時期儒家理論所鑄造的漢代社會秩序，也就是以忠、孝、節、義等道德原則所界定的古代中國社會秩序，在此時經過一次大轉變。再加上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經崩潰，必需要尋找另一套秩序來替代。在尋找秩序的過程中，魏、晉的思想家顯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把道家思想重新復活，開始談論自然、出世、人的主體性等議題，不再如同儒家一樣，注重社會的主體性。這一次的大轉變，從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禮壞樂崩”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個重建的過程。這次重建的過程延續了1000年之久。直等到佛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為一，成為三教融合的一個新的中國思想體系，也就是朱熹的時代，理學才又重新界定了社會的秩序。社會本身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社會的每一個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價值，實際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價值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與這種制度相配合的，是小農經濟、皇帝制度、知識分子精英及儒學治國的一種穩定體系，所以此時注重名節而不注重個人的權益。這段時期所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有數百年之久。但是這種穩定的中國體系終究會面臨挑戰與壓力，在明代末期又面臨一次轉折。

　　明代末期，王陽明學派對朱子學派有基本上的質疑。而當時國家機構所表現的效率與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為代表的國家機構是否真能符合穩定社會所盼望的政府形態也受到質疑。我們由明朝末年的文學作品、歷史記載上，都可看到有殉道的人物，也有偽善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學者開始認真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社會的結構。以黃宗羲、顧炎武為代表的學者，甚至懷疑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提出許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這一段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可以與西方的啟蒙時代的思想相類比。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換代之後，無法繼續下來。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代的帝制比以前更為徹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來的傳統儒家思想，由於強調穩定性，必定是趨於保守。所以朱學的知識分子雖具有正統的地位，卻不會容許明末這些挑戰者繼續發揮他們的思想。

　　因此，從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紀，是中國在思想上極為呆滯的時代。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被當做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為大家所遵循，但其間虛偽之處太多。同時也沒有新的力量出現，可以擔起翻舊更新的工作。這種文化系統實際上是缺少活力的，沒有辦法真正面臨另一股大力量的衝擊。

　　趙雲在中國歷史上武將排名第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身長八尺，姿顏雄偉，蜀漢名將之一。

　　漢末軍閥混戰，趙雲受本郡推舉，率領義從加入白馬將軍公孫瓚。期間結識漢室皇親劉備，但不久後，趙雲因為兄長去世而離開。趙雲離開公孫瓚大約七年，在鄴城與劉備相見，從此追隨劉備。 趙雲跟隨劉備近三十年，先後參加過博望坡之戰、長坂坡之戰、江南平定戰，獨自指揮過入川之戰、漢水之戰、箕谷之戰，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戰果。除了四處征戰，趙雲還先後以偏將軍任桂陽太守，以留營司馬留守公安，以翊軍將軍督江州。 除此，趙雲於平定益州時引霍去病故事勸諫劉備將田宅歸還百姓，又於關羽張飛被害之後勸諫劉備不要伐吳。趙雲死後，劉禪又下令追諡趙雲，姜維以“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追諡趙雲為順平侯。

　　曾經去過某個沙龍，邀請了的某個日本作家，與他對話的也是國內某知名網站的總編輯，討論的主題是“中日國民教育、公民意識與價值建構”。在對話結束之後照例有互動問答。每到這時候，我總能看到現場有一陣很長時間的沉默，氣氛也有點尷尬。

　　終於，有一位男生提問，他用了10分鐘發表自己對這場沙龍的看法，在主持人忍不住要求他“說出你的問題”時，他繼續用了5分鐘談“我感覺”怎樣怎樣，主辦方實在看不下去，只得強行制止他的“我感覺”。

　　這次活動的觀眾有很多在校大學生，提問的也大多是學生，一位“中財”（中央財經）的男生也用了大部分時間表達自己對講座的看法，並連著丟擲好幾個問題，讓嘉賓不知回答哪個好。

　　這些現象暴露了中國學生不會提問。要麼說了半天都沒提出自己的問題，而是忙著表達自己的看法。要麼一下子丟擲太多問題，讓人不知所措。要麼隨心所欲，別人回答不了。

　　同樣的情況在各國元首中國演講時，也時有發生。中國學生經常提出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比如2010年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北京大學演講並回答提問，北大學生的第一個問題是：“作為英國的領導人，您能從中國模式中學到什麼？”

　　閭丘露薇也經常去高校演講，她很奇怪學生為什麼不問她新聞專業方面的問題，而總是問“如何才 能成功的”、“你是怎樣做職業規劃的？”、“你成功主要靠什麼？”這種問題，還有像“什麼是感受最深的一次？”、“是什麼力量驅使你去伊拉克的？”等，這 些都是閭丘不喜歡的問題。因為它們沒有意義，也沒有答案。

　　不會提問，說到底是教育出現了問題。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中，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去提問。我們只是一味的接受大量的知識，至於是否消化無人理會。

　　中國的課堂總是比較規矩。記得上小學時，老師甚至都不允許上課喝水，小朋友只能忍著。當然， 現在已經好很多，至少上課喝水不是問題了。但課堂仍是老師在說，學生在聽。老師似乎不需要學生的反饋，學生好像也不覺得有提問的必要。即使到了所謂自由的 大學課堂，亦是如此。有的老師想來點創新，於是鼓勵學生提問，卻發現提出的問題讓人實在不敢恭維。

　　本質上，中國人傾向於認為教育就是一種單向的傳播，老師高高在上，用知識和年齡的優越感俯視學生。學生和老師之間有隔膜，沒法真正進行交流。“不會提問”是中國教育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

　　高等教育的問題很多也很雜，絕不是簡單的去行政化什麼就能解決的。而去行政化也說了這麼多年，不見改善倒越來越“官本位”。諸如此類，我們是否也該對這些提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