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請對自己的同胞好一點

　　許錫良

　　小時候我經常因為一些現象而疑惑，一個家庭，成員之間經常破口大罵，在鄉親鄰居面前，反而比較有禮貌。夫妻之間的對話，常常一開口就是殺千刀的，對自己的孩子，開口閉口就是各種辱罵。

　　我所得到的解釋是：打是親，罵是愛。中國人把打與罵這種虐待行為，看成是親情的表達方式，而不是透過親吻、擁抱、歡笑來表達親情愛意，豈不有些變態？這種觀念，導致中國許多家庭缺乏溫情與愛意。多少孩子都是在家長的暴打與責罵聲中長大的。

　　我很小就看到，外國人來中國得到的待遇遠比中國人對自己的同胞要優越。國賓館裡，專門為外國的貴賓做的菜，我們連名字都沒有聽過。那時總有中國政府援助國外的報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都是用我們老百姓的口糧喂出來的。而那時的中國人卻是瓜菜代半年糧，處於面有菜色的狀態。

　　我很小就知道，中國人最喜歡嫉妒身邊的人。農民不會嫉妒公社幹部，但是，一定會嫉妒自己一樣苦命的農民，而嫉妒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的那一畝三分自留地的莊稼比自己家的長得好。

　　我很小就知道，要想活命，就得學會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只有成為人上人，你才活得有尊嚴，有幸福。而成為人上人的有效辦法，就是去超越他人。而超越他人的辦法不僅僅是努力與拼命，更為重要的是要學會去使壞。

　　因此，我很小的時候就被告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事實上卻是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無。人心很壞，甚至防不甚防。

　　長大了，我才知道，中國人不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愛，情感必須內斂，話語不能夠說得太多。這都是與一個叫孔子的有關。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僅僅因為善於表達思想與情感，即使什麼壞事也沒有做，也被判定為沒有道德。

　　長大了我才知道，中國人的官叫父母官，政府就是我們的家長。政府的利益就是老百姓們的利益。我們的，也就是他們的。他們需要我們什麼，我們就要給什麼，這就叫愛國。

　　長大了，我才知道，在中國出人頭地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做官，做官就是獲得特權，而獲得特權就是必須剝奪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權。特權的擴張，就是不斷地剝奪。一般 人可以做的事情，我自然可做，一般人不可以做的事情，我照樣可以做。特權人物，就是把人撞了，交通警察還要向你敬禮道歉的人物，因為那個被撞了的人妨礙了 你的公務，而你的公務叫“為人民服務”。

　　長大了我才知道了在中國這種服務的結果是這樣的：“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鮮可以，政府可以，官員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中國人，我們能否對自己的同胞好一點？從善待自己身邊的人開始？從自己的家人開始？做父母的能否從學會擁抱自己的孩子開始，去表達自己的愛？孩子們能否學會 用感恩的心情對自己的父母說話？居家的能否學會不給你鄰居添麻煩？在公共場所，我們能否不用垃圾與噪音汙染自己與他人的環境？辦事的地方，我們能否學會自 覺排隊？交往的時候，我們學會用禮貌的柔和的話語？我們在公共場合的交談，能否將聲音降低半度？我們的腳步聲能否再輕柔一點？我們的臉上能否帶點微笑？對 自己的同胞好一點，我們能否每天用感恩的心態去生活？即使是一頓飯，我們也立即會想到後面的勞動應該值得尊重？我們的社會能否讓窮人也得到一點點尊嚴？能 否讓富人學會一點點感恩？我們的公共權力能否對你的人民再謙卑一點？

　　陳水總當保安時期的照片

　　廈門陳水總公交報復案，廈門警方偵破神速，不到一天就破了案，但是從所列舉的證據來看，仍然是疑點重重，目前許多細節尚未公開，內部真相尚且有待進一步探索。有人說這是政治陰謀，聯絡到許多重大的公共事件莫名其妙地不斷髮生，確實不能不留點想像的空間。

　　在這裡我們暫且認定此案的元兇就是陳水總吧。《廈門日報》今日撰文《如此喪心病狂，全社會必須共誅之》,文中說：“不論出於何種動機，喪心病狂拿公共交通工具下手，奪去46條無辜者的生命，這是何等嚴重的反社會罪行啊!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種極端行為，完全擊穿了人性的最低底線，是社會完全無可容忍的，理應受到公眾輿論最強烈的譴責！然而，我們也警醒地注意到，坊間也存在些許雜音。極個別網民硬是把陳水總變態的犯罪動機，歸結於他個人生活的不幸。也有個別旁觀者，把陳水總如此毒辣的手段，歸因於他所遭受到所謂的‘冤屈’而抱同情的態度。這種雜音，雖是極少數，但具有一定的‘殺傷力’，它客觀上忽略了放火行為帶來的嚴重社會傷害，轉移了法律問題的定性，掩蓋了社會矛盾的本質，更誤導人們對這種極端方式施以同情。這種濫同情，說到底，本質上是一種惡，是對法律尊嚴、公眾情感、社會心理的‘殺戮’”。

　　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說辭，究竟是要說給誰聽呢？如果是說給陳水總聽，那麼陳水總已經死了，他應該是聽不到了，那麼，應該是說給潛在陳水總聽吧。然而，所謂“全社會必須共誅之”的最嚴重結果也不過是一個“死”，其實陳水總作出這種選擇，他已經作好了死的準備，一個人主動選擇放棄生命，即使全社會共誅之，也不過是一個“死”字。當年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其實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對於一個準備選擇死的人，你再用全民來誅之，對其也仍然是沒有震懾力量的。

　　固然，我這樣說絲毫沒有為陳水總的罪惡辯護的意思。無論怎樣，陳水總的行為是非人性的，殘忍的，其人格缺陷也是明顯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譴責個人的品行，只會把產生問題的根源繼續留在社會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事實上，陳水總式的事件四年前在成都已經發生過一次，相信這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一件公共惡性事情的發生，當然有個人原因，也有社會因素。個人原因是偶發的，無法控制的，這並不是一味地號召全民共誅之就可以解決的。社會原因卻是必然的，是制度造成的，不是陳水總出現，也會是張水總、王水總們出現。陳水總，一個60歲的老人，一直是在求生不得狀態下苟活著。當然，他的能力似乎有點低，文化水平也不太高，只有初小，性格也有明顯的缺陷。（但是從發的微博來看，在一個多小時內能夠寫近2000字的長微博，而且文通字順，而且網路運用非常嫻熟，說明此人並不是天生弱智，而且是非常好學的人。說來慚愧我現在還不會發長微博。）但是，一個社會，即使這樣的人，只要他是一個人，也是需要生活空間的。然而，我們的社會為人們的生存提供了什麼生存條件？不要說陳水總這樣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就是那麼多的大學生，至今不也在為找工作發愁嗎？而且即使找到了工作，工作的低微收入也難以維持一個普通人的基本生活，除了交房租、吃飯與交通費，基本上每月都要虧空。如果我們再不反思我們這個社會極端的不公，真正的危險也許還在後面。目前，中國許多地方的大學生簽約率還不到30%，這些年輕的大學生，花了那麼多的學費，讀了那麼久的書，可是也仍然是沒有活路，難道這不是一個病態的社會造成的嗎？如果我們不全民反思社會體制的改進，促進社會公平，倡導人性化社會，為每一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那麼，當一個人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在這個社會生存立足的時候，也就難保又一個新水總出現。中國潛在的陳水總究竟有多少，不是取決於陳水總本身，而是取決於我們活著的每一個人。沒有人生來就註定是惡魔，一個人變成惡魔是有條件的。

　　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所謂政治，其實就是關於公共權力與怎樣處置公共權力的事務。一個民族文明成熟的程度，可以從這個民族是怎樣認識權力，並且怎樣處理權力窺見一斑。

　　說到中國人，這個民族當官的慾望可謂是世界上最為強烈的。在兩千年的專制統治下，中國人僅僅 認識到了權力的控制功能，只是單純的崇拜皇帝的權威，缺乏制衡的觀念。因此，權力在中國人心中，自古以來就是事關一個人生死存亡的力量。掌權就意味著自己 可以避免遭受迫害，同時還可以為所欲為。中國人當官掌權之後，並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僅僅是為了避免遭受另一種權力的傷害。在中國，權力從來沒 有受到過制衡，更不可能有來自於民間的制約。有一些所謂的好官，也只是出於良知做了點好事，不過這樣的官十有八九在官場是不會得志的。

　　打個比方，把權力比作人身上的癌細胞可能會比較貼切。權力就像癌細胞一樣天然具有擴張性。無 論是誰，只要掌握了權力，自然而然要不斷擴張。這種擴張的慾望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令人上癮，權力是最好的毒品。二是爭權奪利，因為權力之爭說到底只是利 益之爭。因此，爭權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利。這裡面的殘酷撕殺是難免的，而且這裡的鬥爭常常是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旦上了權力這條 船，只有拼命往上爬，否則就會成為上面人踐踏，下面人拉扯的物件。

　　失控的權力就會像野獸一樣，吞噬一切，最終毀滅自我。一個國家如果缺少權力制衡，最終只會被權力毀滅。中國曆代王朝的興替早就給我們留下了歷史的教訓。這就是為什麼權力必須制衡的原因。

　　要使權力得到制衡，一是權力本身之間的互相制約。比如設定權力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這種權 力之間的互相牽扯，表面看來效率似乎不高，但這麼做避免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少走了彎路，從長遠來看效率反而是比較高的。另一方面是保護公民權。權力擴張， 必然會傷害公民。如果保護了公民權，那麼，公共權力自然就受到約束。這就是為什麼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因為這意味著任何掌握了權力的人，都不可以濫用權 力，同時他作為公民的權力不可以超出憲法的規定。公民權的保障是約束權力擴張最為根本的方法與途徑。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人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有更好的途徑。也許這種辦法確實也是有許多弊端的，但是，最好的辦法人類是永遠也不會有的，人類追求公正永遠只能夠從最不壞入手。

　　中國人千古以來，恰恰是在權力方面犯了低階錯誤，而且至今無法糾正。這種低階錯誤就是賢人政 治。賢人政治假設權力到了某些道德高尚、特別正直、特別智慧的人手中就會運用得最好。因此，中國政治的目的就是避免將權力分散下移，避免讓民作主，而是千 方百計要為民作主、為生民立命。因此，孟子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在經濟上，中國的經濟是千方百計要避免人類社會交換勞動成果，而是要採用進 貢的方式，也就是掠奪與被掠奪的方式分配社會財富。和平時用特權掠奪財富，戰亂時就用暴力掠奪實現。因為掠奪與被掠奪，因此，人也就被分成了兩大類：一是 主子，一是奴隸。或者有如孟子所說的“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此，中國人數千年時間裡都是手腦分離。

　　西方的知識分子數千年時間裡都是拿著鐵錘思考，保持與現實世界的密切接觸，而中國的知識分子 始終只是拿著毛筆思考，保持皓首窮經，與紙墨硯筆密切接觸。和平時中國的這種掠奪與被掠奪之間是相對穩定的，戰亂時掠奪與被掠奪可能會產生逆轉，這就是農 民打土豪，分田地。中國許多人以為這只是毛澤東紅軍時期的所作所為，其實，中國數千年的農民起義都是在做這個事情。所謂農民起義就是被掠奪的，這次起來造 反，進行逆轉性掠奪。

　　中國這種賢人政治造成了中國難以真正走進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許多違揹人性的政策就是在這個 背景下出臺的。這表面看來，中國人非常精明能幹，事實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非常幼稚，非常愚蠢。中國人的老練圓滑，只是表現在個人處世經驗上，但是，社會公 共領域的表現常常是非常簡單幼稚，其蠢無比的，比如某些官員面對父母下跪，表現一下孝，就可以升官。一些非常明顯的常識在這裡得不到認同，也不願意被正 視。

　　如果中國人永遠不明白如何正確運用權力，那麼這個民族將是沒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