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年，即建中元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制。它的主要內容是：
1、取消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的徵收，保留戶稅和地稅；
2、量出制入，政府先預算開支以確定賦稅總額。實際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即，大曆十四年，各項稅收所得錢穀數，作為戶稅、地稅的總額分攤各州；各州則以大曆年間收入錢穀最多的一年，作為兩稅總額分攤於各地。因此，戶稅、地稅全國無統一的定額；
3、戶稅是按戶等高低徵錢，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依據財產的多寡。戶稅在徵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徵錢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稅按畝徵收穀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
5、無論戶稅和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徵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限十一月納畢。因為夏秋兩徵，所以新稅制稱為兩稅法 ；
6、對不定居的商賈徵稅三十分之一，後改為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負擔均等。
在唐代與均田制配套的，是“租庸調”。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勞役；調其實就是戶稅。這三種賦稅，其繳納全部以實物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絹代替；調因地制宜繳納布、麻之類。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
本次變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著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稱此次變法的指導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向百姓征斂多少。雖然政府宣稱改收“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之前的“租庸雜徭悉省”，但實際上以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的那些無法律根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這些不在國家法律規定之內的苛捐雜稅，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所謂免去了“租庸雜徭”，其實只不過是把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取消掉罷了，實際征斂量一點都沒有減少。王夫之當年對兩稅法這一本質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把那些沒有正當性的暴斂，全變成了正規的賦稅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調”，老百姓用實物支付；而新的“兩稅”，老百姓必須得用貨幣支付。在農業國家，讓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等於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兩稅法實施之前的三十多年裡，唐代的物價一路高居不下；兩稅法推行之後，物價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驚膽戰，家破人亡。舉個例子：兩稅法實施前一兩年，一匹絹可以賣3000-4000文錢，到公元796年，就只能賣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經跌到只賣800多文了；米價也一路下跌，公元785年前後，關中地區的糙米正常年景，只賣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賣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後，若遇豐收，米價甚至跌到2文錢一斗，而在公元770年前後，正常年景的米價是1000或800文每鬥。物價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兩稅法，要求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導致市面上錢貴物賤。政府的兩稅法實施越得力，老百姓生產的農產品就越賤，所遭受的實際盤剝就越多。白居易、韓愈這些人都是兩稅法的激烈反對者，但沒有用，國家喜歡兩稅法，它讓國庫銅錢滿倉，唐朝亡了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仍對兩稅法情有獨鍾。
前蘇聯解體的具體時間是1991年12月27日，鮑里斯·葉利欽任總統的俄羅斯聯邦連同烏克蘭和白羅斯於1991年12月27日分別繼承聯合國、聯合國安理會和其下屬國際組織中的原蘇聯、原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原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席位。其他12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蘇聯在海外的一切財產、存款、外交機構、使領館等由俄羅斯接收。
蘇聯解體分裂成15個國家：東斯拉夫三國、波羅的海三國、中亞五國、外高加索三國、摩爾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