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的官方化

　　先秦學術之演進，大抵分為兩期：三代為王官之學，春秋至秦為諸子之學。諸子之學的演進，亦經歷了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

　　春秋諸子時期。代表人物有老子、孔子、管子、子產、晏子、鄧析等。老子因自然，孔子定六藝，管子任政事，形成儒、法、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子產近法，晏子近儒，鄧析則“攻乎異端”。爭鳴之動力，源於子學王官化的追求，名為爭鳴，實則爭霸，其目的在於將諸子一己之學提升為一國王官之學，或天下王道之學。

　　為此，孔子以畢生之力，做了三件事：興學以建立學統，編書以建立道統，周遊列國以建立政統。三件事做成了兩件，使他成為聖人；第三件事以失敗而告終，使他只能被封為“素王”。

　　戰國諸子時期。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各持一說，自命正統，由分化而異化，戰國諸子多從此出。戰國之時，諸子之流派已涇渭分明，學派之爭意識形態化。墨家《非儒》，孟子“闢楊墨”，荀子《非十二子》，韓非論《五蠹》，呂不韋以官興學，集眾說成一家，作《呂氏春秋》，雖不免於雜，然其志在一諸子之學，使之王官化。

　　儒家高舉仁義的旗幟，為王權政治建立道德基礎；道家則從天道立論，為王權主義提供形而上的根據；法家從政治實用主義出發，追求工具理性的政治效果；陰陽五行家以先驗的宇宙圖式和歷史目的論為依據，為王權政治提供了一個神秘主義的解釋系統。

　　諸子之學不同，然其學術宗旨皆曰“定於一”。由此宗旨出發，諸子形成兩派。一派以法家為代表，主張“以殺去殺”，以消滅對立面的存在為前提；一派主張兼收幷蓄，集諸子以成一家之言。聖人只有一個，誰能從諸子中脫穎而出呢？“以殺去殺”必然導致以王為聖，兼收幷蓄則諸子無法迴避那個“仰之彌高”的孔子的存在。孔子入百家，百家皆言孔，諸子中能享此殊榮者，唯孔子而已。

　　在儒學作為經學而一統天下之後，劉向、劉歆父子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

　　劉 向在對《管子》、《晏子》、《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以及《戰國策》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整理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皆有符合儒家 經義的地方。劉向說：“《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荀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其書比於傳記，可以為法”。至於道家，劉向 則認為“（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於六經”。

　　除 此之外，劉向還在《說苑》、《新序》中直接採用並假借諸子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見解，實際上這也是對諸子學的一種肯定。劉歆繼承父業，他在《七略》 中把儒家和諸子各家並列為十家，並認為各家可以互相補充：“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不僅如此，劉歆還特別強調從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營養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兼採各家之長，方能“通萬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如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既然諸子各家皆為“六經之支與流裔”，那麼在當時“去聖久 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的情況下，“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在劉歆看來，只有恢復諸子學的思想傳統，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長處的基礎上，使儒學由僵化的經學、世俗的神學變為真正能夠治國安民的“經世致用”之學。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經學獨尊的情況下，大力倡導研究諸子之學，對削弱官方學術思想的統治、解放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1、豬肘子洗淨，去掉沒有去幹淨的毛。

　　2、蔥切段，薑切片放入碗中，將所有輔料放入碗中。

　　3、洗乾淨的肘子放入鍋中。

　　4、倒入配好的輔料，放入一碗水。

　　5、蓋上蓋調至“肉/雞”擋，多功能鍋開始工作。

　　6、時間到，紅燒肘子就做好了，鍋中剩下的湯，可以用小勺澆在肘子上，給肘子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