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生的稱呼最早出自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生”是一種古代稱謂，是古代對讀書人的通稱。此外《賈生》也是唐代詩人李商隱的一首借古諷今的詠史詩，意在借賈誼的遭遇，抒寫詩人懷才不遇的感慨。
賈誼，漢族，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世稱賈生。賈誼少有才名，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故後世亦稱賈長沙、賈太傅。三年後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鬱而亡，時僅33歲。司馬遷對屈原、賈誼都寄予同情，為二人寫了一篇合傳，後世因而往往把賈誼與屈原並稱為“屈賈”。
賈誼
賈誼曾言“舉賢而民化善”、“吏賢使民治”就是如何“御民”的一個方面了。其實“法治”與“仁政”在賈誼、晁錯看來也是可以並行不悖的。
早期商鞅的“法治精神”就突出了在律法面前，不論王公貴族、平民百姓一律平等的原則，打破了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制度。後來這些都為賈晁二人全盤吸收。與商鞅時代奴隸制剛剛開始瓦解的社會現實不同的是，漢初是專制制度基本成熟時期，國民 絕大多數是擺脫了奴役的自由人，教育慢慢走向民間。商鞅雖然主張“律法的平等待人”，但他的律法還是比較嚴苛的，韓非更是以“治亂”為名提倡重刑罰。因而 賈誼晁錯再提出刑罰時，就並不一味強調重罰，而是能夠考慮到民眾的接受能力與心理。賈誼認為，秦始皇為了結束春秋戰國以來兵革不休的局面，用暴力平息了戰 亂，以酷刑穩定了天下，是可取的，“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威之本，在於此矣。”但秦二世卻不明白“先詐力後仁義”的取守之道，仍行以始皇之法，這就是秦 很快滅亡的原因了。賈誼打了個比方說：“故欲以刑罰慈民，闢其猶以鞭狎狗，雖久弗親矣。”
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寫，晁錯以“刻深”之術輔成太子啟，而後又被啟（即後來的景 帝）遷怒所殺，使錯始為天下笑矣。後來李贄卻讚揚晁錯是不避禍害、公而忘私。司馬遷說的是一個事實，但在理解上就有點偏頗了。顯然，在政治立場上晁錯隸屬 於鷹派，比較看重刑罰的作用。但在很多時候他也曾向文帝講過“除苛解嬈，寬大愛人”的道理，講過秦“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而最終導致“天下寒 心，莫安其處”的歷史教訓。晁錯具體還建議文帝“除去陰刑”，倘若真廢止了宮刑，太史公又何致遭此禍端呢？
關於如何“御民”的第三個方面，賈誼晁錯在經濟上作了一定的考慮。與商鞅“重農抑商”的思想 一樣，他們也相信發展農業可以治天下，更可以安天下民。由於漢朝開國伊始，國力薄弱，而商人的投機行為又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些農民破產被迫又 失去了自由。經濟基礎性質的進退，關係到了政治制度上的前進與後退，賈誼及時地上疏，認為現在“商重農輕”的現實是本末的倒置。“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 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如此這樣，不僅可以富國，又能夠安民，安民則國治。晁錯假以“人情說”，指出人在本能上都是想長壽、富足、安逸的。假使民眾長期為 生計而感到無著落，那麼國家社稷就穩定不了了，面對叛亂“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所以只有政府透過宏觀調控的辦法，既“貴五穀而賤金玉”、“廣蓄積，以實倉廩” ，才能使國家的經濟發展走上良性迴圈。
此外，民富可以安內也可以攘外。晁錯認為，如果說：“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而倘若他們擁有優厚的財產，待外族侵擾時，他們自然會為自己的財產而去與入侵者作戰的。在經濟上賈誼另外還強調要中央政權對經濟的絕對控制，特別是要大力 禁除“奸錢”和私鹽，控制通貨的發行和流通也是加強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舉措。
賈誼和晁錯基本秉承了先秦法家唯物求實、切合時世的原則精神。法家自始不言“古法”，所以他們在繼承的基礎上，又發展和豐富了法家理論，其中個別觀點還直接啟迪了後世，包括對現在的社會現實也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生魚”指烏鱧，俗稱黑魚。它生性兇猛，繁殖力強，胃口奇大，常能吃掉某個湖泊或池塘裡的其他所有魚類，甚至不放過自己的幼魚。黑魚還能在陸地上滑行，遷移到其他水域尋找食物，可以離水生活3天之久。是中國人的“盤中佳餚”。
烏魚身體前部呈圓筒形，後部側扁。頭長，前部略平扁，後部稍隆起。吻短圓鈍，口大，端位，口裂稍斜，並伸向眼後下緣，下頜稍突出。牙細小，帶狀排列於上下頜，下頜兩側齒堅利。眼小，上側位，居於頭的前半部，距吻端頗近。鼻孔兩對，前鼻孔位於吻端呈管狀，後鼻孔位於眼前上方，為一小圓孔。鰓裂大，左右鰓膜癒合，不與頰部相連鰓耙粗短，排列稀疏，鰓腔上方左右各具一有輔助功能的鰓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