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女特務談戴笠：他給我印象很正派

　　戴笠和蔣介石

　　王慶蓮在國民黨軍統首腦機構當過女譯電員。內戰前離開軍統的她，建國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成為被鎮壓的物件。晚年她生活幸福，作為見證者，她對軍統的頭子戴笠有自己的看法。

　　戴笠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都叫他戴老闆，小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

　　戴老闆很講究儀表，他的中山裝風紀扣總是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

　　戴老闆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週。他在上面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臺上也是站幾個小時。

　　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八人一桌，戴老闆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

　　在我印象裡，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有人說的陰險毒辣。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瞭解到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他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看見那副對聯，真是捨不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也有好的。軍統局也不是隻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18000人，在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等方面，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的。我們心裡不這麼想。我見過蔣介石兩次。軍統局每年4月1日都要開“四一大會”，紀念那些為軍統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個人的照片掛在禮堂裡，把家屬接過來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當時蔣介石在臺上講話喉嚨都哽咽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戴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戴老闆。

　　戴笠 蔣介石用人有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兩者缺一是不用的。

　　戴笠可以說是個典型的這樣的人物，他的奴性超過了所有國民黨的官僚和新貴，他的才幹則比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官僚或新貴都不遜色。戴笠不但辦事幹淨利索，思考周全，儘量避免給蔣介石帶來政治上的麻煩，而且能處處秉承蔣介石的意旨，體念蔣介石的苦心，故兩人的協調到了相當默契的地步。

　　戴笠是蔣介石麾下特務中，能坐上第一把交椅的第一人。他天生是當特務的材料：冷酷、心黑、冷靜、靈活應變。他不是行刑的劊子手，但是死在他手下的人數卻車載斗量。包括坐國民黨第二把交椅的汪精衛、人稱斧頭幫幫主的王亞樵、民主鬥士楊杏佛、《申報》老闆史量才在內的知名人士等，最終都在他的下令後命喪黃泉。無論是投毒、爆炸、車禍、槍擊，還是刀砍、斧劈、色誘、利逼，他精通任何殺人術和收買之計，最終都能將對手引入自己佈下的天羅地網中，送佛上西天。

　　但是面對蔣介石，他卻始終戰戰兢兢，不敢逾矩。雖然掌管著成千上萬的下屬，但他卻始終把自己看做是“一人之下”。儘管他的勢力已經大到可以直接和美國接觸，就連美國總統羅斯福來訪的時候，還提出過要見一見他。可是在蔣介石面前，他永遠是一個學生，是一個奴才，是一條走狗。他絲毫不敢生半點外心，始終如同狗一樣趴在地上，感激涕零地舔著蔣介石丟給他的殘羹冷飯。

　　戴笠之所以對蔣介石如此馴服，除了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之外，還有對蔣介石提拔他的感激。他年輕時代是一個小混混，曾和蔣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有過一面之緣。後來想盡辦法考入黃埔軍校，接近蔣介石，成為他的學生，並開始了情報收集工作。正是蔣介石的看重，讓他得以出人頭地，在鄉里揚眉吐氣。

　　而蔣介石之所以重用戴笠，除了他有特工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戴笠身上的奴性是最強的。他從不想著篡權，也從不敢欺瞞蔣介石，真正和他心意相通，成為最死忠的部下。

　　蔣介石發展了這樣一批“人才加奴才”的嫡系：陳立夫、陳果夫兄弟、陳誠、胡宗南、戴笠等。他們也成為蔣介石最信任的“自家人”。

　　戴笠 因為長期從事特務職業工作的緣故，戴笠變得十分敏感，他平時行動莫測，處處設防，不願別人知道他的行蹤，甚至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認識他，所以流傳到今天的戴氏照片並不太多。戴笠還很迷信，他找人算命認為他命中缺水，於是他所起的筆名、化名大都與水有關。

　　沈醉是戴笠最得力的手下，號稱“軍統三劍客”之一，18歲就加入戴笠的特務組織，在戴笠身邊擔任總務處長有四五年之久。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沈醉證實了戴笠不愛照相的事實：“戴笠平日很少照相，也不愛將照片送人，更不願與特務們在一起合影。他是做賊心虛，生怕照片給敵人拿去。1945年後，因經常和梅樂斯（美國海軍中校、著名特工專家，被美國海軍參謀部派遣到中國，與戴笠合作籌辦中美合作所）到處視察工作，梅樂斯很喜歡照相，他才慢慢地改變習慣，准許美特們給他拍照。但他隨身所帶的攝影師王文釗，卻始終遵照他的規定，在給他洗印照片時，從不敢多曬一張，底片也都交還給他儲存或燒燬。”

　　戴笠不僅盡最大努力來藏起自己的長相，還把“狡兔三窟”的精髓發揮到了極限。他有很多秘密住所，在那裡他總放置一兩部隨時備用的車。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他的手下總給人打電話說他去哪裡哪裡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他卻去了另一個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手下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就連美國人約見他的要求，也必須封在信封裡，而且答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

　　戴笠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這是著名記者愛潑斯坦說的。那是在他去延安採訪共產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由何應欽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家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只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才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鬍子拉碴，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那人自然就是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