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圈子文化”正在向兒童滲透

　　“拼爹”之後“拼同學”

　　圈子向來是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而現在這種圈子文化甚至開始向小學滲透。

　　比如，小升初上名校不一定能讓孩子學習更好，也不一定能讓孩子考上好大學，畢竟孩子的資質和 學習成績擺在這裡。但在一些家長看來，能結交一些“好同學”，從小開始培養人脈資源，從小建立牢固的關係網，這也是名校的好處。在西安，不少學生家長花數萬元讓孩子上名校，就是為了達到這樣效果。繼“拼爹”之後，“拼同學”也成了流行詞。

　　拼誰都不如拼自己，這樣的傳統價值觀多多少少被顛覆了。此起彼伏的“蘿蔔招聘”，拼的是背後 “爹”的勢力和資源；幹得好不如嫁得好，拼的是老公以及老公家族的人脈和財富。“拼爹”“拼老公”不見得是社會主流現象，但是經媒體傳播效應的放大後， “拼爹”“拼老公”似乎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當然，在各種“拼”的背後，階層板結化的社會現狀不能忽視，優勢社會資源被少數既得利益者壟斷的社會不公也不能漠視，“拼爹”“拼老公”無疑是庸俗的，但是，它們背後所呈現出來的無奈與焦慮確實存在。

　　既然現實有一定的殘酷性，那麼“拼同學”是不是就情有可原？不是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畢姥爺”，在社會上打拼，如果能左右逢源這也未必是壞事。關鍵是，如果從小就向孩子輸出“拼關係”“拼人脈”的價值觀，那麼等孩子長大後，我們所身處的這個社會又將是怎樣一副圖景呢？

　　很多人都將“拼同學”的罪過歸咎於社會現實。且不說“拼爹”背後的“蘿蔔招聘”可能會改變一 個人一生的命運，僅僅對照一下日常生活的瑣屑小事，“關係至上”似乎也是一條無法擺脫的生存法則。去醫院看病你會想著找熟人，否則擔心被醫生“宰”；高峰 期買張火車票你得托熟人，否則排上大半天隊也不見得能買著票；甚至於在商場看見了心儀的物品你都會想著看看能不能托熟人再打點折扣。太多的人已經習慣了靠 關係生存而非靠規則生存，他們一方面抱怨著社會不公，抱怨著他人不按規矩出牌，自己又千方百計尋找關係打破規則，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生存悖論。在這樣的悖論 中，“拼同學”自然有它的生存空間。

　　越來越嚴重的“圈子文化”正在消解著正常的社會法則。人們常常喜歡給自己劃定一個“圈子”， 那是因為“圈子”是有明顯界限的勢力範圍，“圈子”的形成更多是因為人為的因素而非自然所成就。在這個“圈子”裡，大家不再講究社會規則，而是按照利益所 需互幫互助，至於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大概無人考慮。“圈子文化”下的“關係學”正在成為這個社會的顯學，在方便自己的同時有沒有侵害他人利益，這並不是關係 學所考慮的。

　　人人都寄望於社會秩序越來越正常，可又在千方百計得營造著“關係”破壞社會規則。“拼同學” 的流行，只能讓人感嘆，“圈子文化”越來越低齡化了。當沒有人試圖去突破“關係學”給社會造成的傷害，而是一味地去迎合它時，他們同樣都忘記了那句“你怎 樣，中國便會怎樣”的流行語。改變社會不良風氣，重建公平的社會秩序，每個人都肩負著改變的使命，而不是把責任推卸於他人。

　　3月25日，中新社的一篇配圖報道中，“一名滿頭白髮的老人盯著快餐店裡的盒飯直流口水，被一名過路的女孩瞅見了，女孩當即買來盒飯，並單膝跪地將飯一口一口喂進老人的嘴裡。”這位女孩被譽為“深圳最美女孩”。

　　這本是件令人感動的事件，誰知這位“最美女孩”很快被其他媒體“證偽”了。據《南方都市報》記者求證，這“感人”的一幕實際上是某商業展的炒作，附近一位目睹拍攝過程的報刊亭老闆稱，女孩只餵了幾口飯，便隨拍照的男子離開。

　　“最美”瞬間化為烏有，很多人開始憤怒。“愛心”都可以被利用炒作，簡直是對人性的褻瀆？憤怒不僅僅在於情感上的被欺騙，更在於窮人再次成為炒作的道具。不客氣地說，在這一幅“餵飯照”中，“消費窮人”的不良社會文化，再一次得到了徹底的體現。

　　“消費窮人”的現象，早已屢見不鮮。那些被資助的貧困者，他們必須站在聚光燈下，被照相機照個不停，還必須帶上微笑，以表達受資助的喜悅；那些被幫助過的孩子們，他們也必須在舞臺上表演“感恩的心”，不在舞臺上用雙手擺出“心”的造型，似乎不足以呈現我們這個社會救助與受助的良性互動。很少有人去真正體會受助者的心理，在有組織的“被感恩”的場合裡，他們的尊嚴到底有沒有受到傷害？

　　在“最美女孩”這一幕中，何嘗不是如此呢？退一萬步講，即便拋開炒作的嫌疑，即便照片屬實，這樣的“最美”真的能彰顯愛心嗎？或者說，老人手腳並無不便，為了反襯“餵飯女孩”的“愛心”，必須擺出被喂的狀態，這樣的情形真的能喚起公眾對流浪者的關注熱情嗎？

　　中國傳統文化-古琴

　　近年來，重新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價值，並有意識地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學界、官方和民間的共識。傳統文化復興的“必要性”蘊涵在長期以來與傳統文化缺失相關的三大社會危機之中：從文化安全層面看，面臨著開放社會中文化的“失傳”和“失守”問題；從精神慰藉層面看，面臨著物質社會中精神的“空洞”和“空虛”問題；從道德重建層面看，面臨著市場社會中道德的“失序”和“失範”問題。而這三大社會危機的解決都能在傳統文化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回應，這是復興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所在。

　　文化安全與文化的“失傳”和“失守”

　　我們常常會聽到生物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能源安全之類的說法。今天資訊交流極為便捷的網際網路時代，出現了一種新的安全觀，即“文化安全”，我們面臨著突出的文化安全問題。倡揚傳統文化以應對中國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失傳”和“失守”，有利於強化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當我們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時，雖然會強調其所處地域、種族特徵等因素，但“文化屬性”是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因素。我們向來就有以文化而不是以地域、種族等因素來分別你我、區分中外的傳統。錢穆稱，“中國人言天下，乃指社會人群，興亡則指文化道統。”對中國人來說，一個國家之覆亡往往不在於軍事之失敗，而在於其語言、文化、學術之滅亡，“只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徵，不肯輕變。”兩漢對待匈奴、西羌諸族的招撫懷柔，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都無不是基於此“文化決定論”。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知識分子尤其是易代之際或危亡之際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固有學術文化倍加重視的原因。他們無非是想藉此能為華夏學術文化留存一線香火，以圖儲存中華，這就是文化救國的理路，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序》中說：“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章太炎的弟子魯迅也相信文事之力終勝於武事之力的道理，他說，“遞文事式微，則種人之運命亦盡，群生輟響，榮華收光；讀史者蕭條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記，亦漸臨末頁矣。”

　　“文化亡而國家亡”，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處於亡國之際的中國知識分子明白儲存語言、文化、學術之於保全國家種族身份的重要性。

　　同樣，對於他國異族的侵略者來說，他們何嘗不懂“欲亡其國必從文化上亡其根本”的道理呢？當年日本軍國主義進行殖民統治時，他們不光是從武力上征服反抗者，而且更著眼於從文化上根本改造“殖民地人民”。他們陰險惡辣地從語言、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層面上，切斷殖民地的故國文化脈絡，使其徹底忘記自己的奴隸身份，完成國民身份的重新塑造。

　　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起著根本作用，文化很大程度上甚於軍事、政治、地域、種族的力量之原因正在於此。今天，我們重新倡揚中國文化何嘗不也是維護全球億萬炎黃子孫的共同血脈和精神家園？

　　然而，今天在現代開放社會中，由於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因素，我們的文化處於一種“不安全狀態”，這體現為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失傳”和“失守”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