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259－334年），字士行（或作士衡），漢族，本為鄱陽（今江西鄱陽）人，後徙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西）。中國東晉時期名將，大司馬。初為縣吏，漸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興元年（313），任荊州刺史。後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封長沙郡公。他精勤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稱道。咸和七年（334年）卒。是我國晉代著名詩人陶淵明的曾祖父。
陶侃是一代名將，在東晉的建立過程中，在穩定東晉初年動盪不安的政局上，他頗有建樹。
他出身貧寒，在西晉風雲變幻中，竟衝破門閥政治為寒門入仕設定的重重障礙，當上東晉炙手可熱的荊州刺史，而頗有治績。他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晉書》、《世說新語》等史書中，記載著不少有關他的遺聞逸事。他還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讚揚的，貶斥的，以及為他辯誣的人都有。
家境貧寒，仕途艱難
原籍都昌，後遷居廬江郡尋陽縣。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孫吳時曾當過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於“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西晉滅吳後，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餘”，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少年時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並透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後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一次，鄱陽郡孝廉範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髮換得酒餚，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於備得一桌“精食”。次日，範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餘里。範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陶侃也傾心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陶侃獨請行，“眾鹹服其義”。有了這樣的關係，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份，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賈南鳳發動政變，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於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後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麼大的動亂。大約在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麼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世族子弟憑藉自己的父、祖餘蔭即可身居要津，並不為今後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後，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這種情況下，名流士族們誰還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並不灰心。幾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終於在張華的推薦下當上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之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有一次，他與同州里的豫章國郎中令楊晫同車去見中書郎南人顧榮。途中與吏部郎溫雅相遇。溫雅問楊晫：“奈何與小人同載？”名士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有人推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衝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於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適經朋友推薦，他得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陶侃打點行裝，匆匆上路了。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他想起自己奮鬥經營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遠而又遠的小縣當縣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嶽的關係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後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軍功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盪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301）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願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不願遠征的丁壯及江夏一帶流民紛紛投奔張昌。張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鎮壓。劉弘上任，即闢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
能受到劉弘重用，陶侃當然十分高興。況且動亂時從軍立軍功，也不失為仕進升遷的一條捷徑。
陶侃率軍進駐襄陽。劉弘軍卻在宛為張昌所敗。張昌轉攻襄陽不下，即沿漢水進入長江。一時間，荊、江、揚等州大部分地區為張昌所控制。劉弘命陶侃進攻張昌，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晉吳對峙，他曾鎮守荊州近二十年，為晉更吳立下大功。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這番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事定，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廣陵相陳敏見北方大亂，朝廷無力控制江東，遂起兵佔據揚州，並遣其弟陳恢沿江西上進攻武昌，以圖割據江南。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率軍抵禦陳恢。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實際上，陶侃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功業去投靠一個在江東毫無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劉弘聽信這種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併力距恢”。劉弘用人不疑，陶侃無後顧之憂，遂與陳恢力戰，所向必破。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這時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遠人”、“小人”，而成為頗有實力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307）西晉宗室琅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後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佔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儘管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陶侃喪期滿後，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係。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係，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
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十分生氣，“遣臻還軼”。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於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馬睿佔據了江州。但上游荊、湘兩州的大部分地區為杜弢率領的流民起義軍所佔據。王敦即督陶侃、周訪等進擊杜弢。建興元年（313），荊州刺史周訪被杜弢圍困在尋水城。陶侃遣軍擊之，杜弢退卻。陶侃對諸將說，杜弢必由陸路偷襲武昌。因此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杜弢果然來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弢敗軍退入長沙。王敦即表陶侃為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陶侃初戰即獲大勝，劉弘十餘年前的預言竟得以實現，於是乎有些飄飄然了。沒想到他的部將王貢背叛了他。王貢聯合流民軍偷襲，侃兵大敗。再戰，陶侃的坐船也被叛軍鉤住。幸虧他跳上一隻小船才得以逃脫。這次慘敗使他剛得到的官職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於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陶侃率周訪等入湘，與杜弢交成，所戰連捷。建興三年（315）杜弢起義終於被陶侃鎮壓下去。這時，長江上游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當陶侃躊躇滿志準備赴荊州上任時，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舊劇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形勝，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願荊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從弟王廙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披甲執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王敦佐吏提醒說陶侃的親家周訪正統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殺，周訪決不善罷干休。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一些政治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政治上樹立勢力。然而，由於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於某一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佈的地位。陶侃的這一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政治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弢餘部杜弘與溫劭等佔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一舉將杜弘擊潰。“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竟一封信將溫劭嚇跑。陶侃遂進據廣州。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餘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並不甘心於在邊州當刺史。他“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就這樣，他在廣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順勤勞，好似孔明
太寧三年（325），王敦之亂平定後，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援朝廷，並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後，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並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訌。王敦專權後，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亂被平定，琅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鑑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①，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荊州士女相慶”。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因此他“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後，荊州大飢，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鹹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於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採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裡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緻。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麼。後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餘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後，桓溫為荊州刺史。桓溫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禦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後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鹹康五年（339）後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於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於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於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並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陶侃的才幹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於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鬥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②。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佔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鑑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餘里，便於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咸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徵求郗鑑的意見，因“郗鑑不從乃止”。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後趙。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後趙佔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後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遜位，遣人將官印節傳等送還朝廷。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後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歷史評價
楊晫：“《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此人非凡器也。”
王敦：“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
司馬衍：“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籓於外，八州肅清；勤王於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於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喜茲寵榮。”
梅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謝安：“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
《世說新語》：“陶公性檢厲，勤於事。”“陶公少有大志。”“陶性儉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