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翻譯朱雀橋邊一些野草開花，烏衣巷口唯有夕陽斜掛。當年王導、謝安簷下的燕子，如今已飛進尋常百姓家中。
創作背景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劉禹錫由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任上返回洛陽，途徑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寫了這一組詠懷古蹟的詩篇，總名《金陵五題》，其中第二首即《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翻譯朱雀橋邊一些野草開花，烏衣巷口唯有夕陽斜掛。當年王導、謝安簷下的燕子，如今已飛進尋常百姓家中。
創作背景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劉禹錫由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任上返回洛陽，途徑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寫了這一組詠懷古蹟的詩篇，總名《金陵五題》，其中第二首即《烏衣巷》。
烏衣巷在金陵城內街名，位於秦淮河之南，與朱雀橋相近。三國時期吳國曾設軍營於此，為禁軍駐地。由於當時禁軍身著黑色軍服，所以此地俗語稱烏衣巷。朱雀橋六朝時金陵正南朱雀門外橫跨秦淮河的大橋，在今南京市秦淮區。這是組詩《金陵五題》中的一篇。這首詩曾博得白居易的“掉頭苦吟，歎賞良久”，是劉禹錫最得意的懷古名篇之一。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劉禹錫由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任上返回洛陽，途徑金陵（今南京），寫了這一組詠懷古蹟的詩篇，總名《金陵五題》，其中第二首即《烏衣巷》。
唐至清代的文人學者，一般都是把劉禹錫作為文學家來評論。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理論家章太炎，在談到劉禹錫時，也只說唐代“持理”之文，“獨劉柳論天為勝”，（卞孝萱、吳汝煜著《劉禹錫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頁）並未涉及他的哲學思想。“五四”以來有關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很少有提到劉、柳的。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逐漸改變。歷史地看，劉禹錫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是佔有重要地位的。他的《天論》，在荀況“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天人交相勝”、“人誠務勝乎天”的新見解。他繼承王充的氣一元論唯物主義，闡述了萬物“乘氣而化”，“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的思想。關於萬物不能“逃乎數”“越乎勢”，“數”和“勢”都是“附乎物而生”的看法，則反映出，在客觀事物的規律性和必然性問題上，他比前人有較深刻的認識，克服了王充、範縝偶然遭遇論的侷限。他對“空”、“無”的唯物主義解釋，更是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貢獻。在天命論根源的分析，和關於人的特點的認識上，也比前人勝過一籌。列寧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根據這個原則來評價劉禹錫，應當說，他對發展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在一些問題上超過了荀況、王充和範縝。評價劉禹錫的哲學思想，不能不涉及他對佛教的態度。對佛教，劉禹錫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沒有明言反佛，但從自發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他批評了佛教理論中，有關本體論的錯誤觀點。他不贊成佛教“解空而離相，著空而嫉有”，說“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對佛教宣揚的“三世”說，他也持否定態度。他說：“時而言，有初中後之分。日而言，有昨今明之稱，身而言，有幼壯艾之期。乃至一聲款，一彈指，中際皆具，何必求三生以異身耶？”（《送鴻舉師遊江南序》，三生即三世）在劉禹錫看來，“三世”是虛無飄渺的東西，不值得追求。另一方面，劉禹錫又講了不少讚美佛教和佛徒的話，就其內容說，主要是性善、因果報應等思想，如“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哀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高揭慧火，巧熔惡見。廣疏便門，旁束邪徑。”（《贈別君素上人並引》）這些無疑都是錯誤的。劉禹錫在談到儒學和佛教的社會作用時說過，“儒以中道御群生”，“佛以大悲救諸苦”，其“成味也同德”，“致遠也同功”；佛教是“陰助教化”，“革盜心於暝昧之間，泯愛緣於生死之際……生死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袁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這是說，佛教在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方面，有特殊的作用。劉禹錫事佛、佞佛正是地主階級政治上的需要，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同時，劉禹錫接近的是佛教中的禪宗南宗，這派佛徒引儒入佛，改造佛教理論，主張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使之適應庶族地主，反對門閥世族特權的要求。這些大約就是劉禹錫事佛、佞佛的政治原因。劉禹錫懷才自恃，但一生仕途坎坷，屢受打擊。地主階級的社會地位，又使他看不到別的出路。於是他轉向佛教尋找精神寄託，消磨意志。他自述接近佛教的原因說，“世間憂喜雖無定，釋氏消磨盡有因。”（《秋齋獨坐寄樂天兼呈吳方之大夫》）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否認劉禹錫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因為他確實在中國哲學思想裡增添了一些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