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陳”陳獨秀雖然被確定為大會主席，但當時他正在廣州擔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為籌備校舍經費而四處奔忙。且其語言張揚，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所以心有餘悸，故未來滬。實際證明，後來1921年一大後不久，8月到上海，隨即被捕，經共產國際營救才於10月放出。
“南陳”陳獨秀雖然被確定為大會主席，但當時他正在廣州擔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為籌備校舍經費而四處奔忙。且其語言張揚，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所以心有餘悸，故未來滬。實際證明，後來1921年一大後不久，8月到上海，隨即被捕，經共產國際營救才於10月放出。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後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2人。這12人分別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
在民國，武術迎來了黃金時期，也恰恰是在民國，武術與西方體育有了相互的對沖和碰撞，而武術也在其間更加體育化。
關於武術體育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民體育實施方案》，《方案》將武術稱為國術，認為它是為我國民族固有的身體活動方法。一方面可供給防身自衛技能，另一方面是鍛鍊體格之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為：所謂民族之傳統體育者，即我國固有之武術也，不獨在運動上具有相當之價值，且對於自衛上有顯著之功效。”（《中央國術館成十五週年紀念宣言》）。
儘管很多人認為武術競技化既是消解武術整體性的過程，亦是一條去文化之路，但武術的體育功能一直被人認可。不過在武術黃金時期的民國，武術逐漸體育化也恰恰離不開一場論戰，這也是西方近代體育與中國傳統武術兩種異質文化之間最為明顯的對峙和衝突。
1914年，當時的濟南衛戍司令官馬良邀請各派武術專家修訂的《中華新武術》獲民國教育部的審定推行，迅速進入學校，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當時紛紛揚揚的武術熱。但也隨即引發爭議，這一爭議後來發展成為近代中國體育史上著名的“土洋體育之爭”。
這是一場以現代西方體育和以武術為代表的本土傳統體育，二者究竟誰應成為中國體育的主流的爭論，前後延續了將近20年。
對於這場爭論有支援，有反對。此時，新文化運動已蓬勃興起，傳統文化正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批判。因受“庚子拳亂”的負面影響而沉寂已久的民間武術又活躍起來，而且是一面高揚“數千年秘密之絕技”的旗幟，一面又借用西洋與東洋的“體操”、“體育”之名出現在社會上，並且堂而皇之地走進學校，這個現象立即引起魯迅、陳獨秀等新文化領軍人物的關注與批判。
魯迅是最早作出激烈反應的人之一。1918年11月15日，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隨感錄第三十七》，對“新武術”、“中國式體操”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語雖尖刻，但他的確抓住了問題的要核之處：“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裡竭力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是‘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魯迅懷疑“教育家”們提倡“新武術”與“滿清王公大臣”提倡的“義和拳”，實際是一脈相承，本質是封建文化；“體育”無非是個名號，最終還會墮入“槍炮打不進”的愚昧境地。在體育作用上，他更鐘情西洋體育，對“武松脫銬”一類“把戲”表示鄙夷。與魯迅相呼應，陳獨秀的批評之聲同樣尖銳且更具體。1918年1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撰文攻擊馬良的新武術“和義和拳一模一樣”。
而1932年劉長春在洛杉磯奧運會賽場失利後，土洋體育的爭論從未停息。1932年8月7日，天津《大公報》就劉長春失利的問題發表社論，提出讓全體國民脫離洋體育，迴歸到土體育上。《大公報》一向以社評著稱，此文在國內體育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先是8月11日，中央國術（武術）館館長張之江率先撰文響應，提出要把中國傳統的武術普及，並列舉了武術的種種優點。
而體育類的專業刊物《體育週報》則反對《大公報》的社評，提出洋體育的種種好處，並指出了不管土體育洋體育，只要適合國人，就應該發展，不能因噎廢食。此後，不斷有人撰寫文章繼續論戰。
這場幾十年之久的論戰也從另一個側面加速了武術與現代體育的融合。無論是國術館還是民間的武術社團以及學校，都逐漸把現代體育的競技規則等等融入了武術之中。於是，在教授方式、競技化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武術的體育功能也越發凸顯開來。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14年1月16日B08版 作者：朱軼 原題為：一場持續幾十年的土洋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