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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林翼故居

　　胡林翼在湘軍集團中，是僅次於曾國藩的二號人物。他既是湘軍大佬，又是湖北省綠營的統帥，能文善武，懂經濟，擅理政，與曾國藩、左宗棠被史學家稱為大清“中興三名臣”。在晚清，時人都認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國藩、左宗棠之上。曾任御史的晚清名士慈銘說胡林翼“老謀深識，燭照不遺，固中興第一流人”，曾撰著《湘軍志》的晚清大學者王闓運說“中興之業，實基自胡”，而沈卓然認為胡林翼應位列同治中興功首，《清史稿》評價他：長於綜核，幹濟冠時。

　　曾國藩自己也曾在奏議中稱讚“潤芝（胡林翼）才力過國藩十倍”。曾國藩還說胡林翼之功在於“變風氣為第一，而蕩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李鴻章晚年，與人談舊事，常掛在口邊的是“先師曾文正公”與“前輩胡文忠公”（胡林翼諡“文忠”）。清人唐文治在《胡文忠公語錄序》中對胡林翼有兩句恰如其分的讚語：“此其量，江海之量；此其心，江海之心也。”《清史稿》對胡林翼識才、愛才和用才方面的過人之處也評價甚高，說他“馭將以誠，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顯”。

　　胡林翼在後世之所以鮮為人知，主要是因為他壯年早逝，才華未能充分地施展開來。“中興三名臣”之中，曾國藩享壽六十一歲，左宗棠更是以七十三歲高齡西歸，而胡林翼卻僅僅活了四十九歲。當時輿論普遍認為，若胡林翼不死，成就當不在曾國藩之下。

　　胡林翼出身頗有家資的書香門第，年輕時放蕩不羈，經常尋花問柳，目空一切。其父胡達源深以為憂，逼他刻苦攻讀聖賢之書，常為此掀髯動怒。後來，胡達源無奈之下只好將孽子送至好朋友、兩江總督陶澍的幕府，讓他去好好領教領教“軍管”的滋味。哪曾想到，胡林翼到了江寧（南京），半點也不收斂，依然我行我素，風流依舊。兩江總督陶澍嚴禁僚屬酒色荒嬉，卻唯獨對胡林翼網開一面，還將愛女毅然決然地許配給他，陶夫人再怎麼反對也無濟於事。其時，胡林翼在南京縱情山水，並流連忘返於秦淮河畔、釣魚巷中時，有人密告陶澍，不料陶澍卻說：“潤之（芝）之才，他日勤勞將十倍於我，後此將無暇行樂，此時姑縱之。”（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頁）

　　更有趣的是，新婚之夕，大家四處都找不到新郎官胡林翼的影子，原來他獨自跑到外面喝酒去了，而且喝得爛醉如泥。這一回，陶夫人更加火冒三丈，埋怨陶澍看人走眼，選擇了這麼個混賬女婿，誤了女兒終身。陶澍回答道：“此子是瑚璉之器，將來必成大事，年少縱情，不足深責。他現在不玩，國家用材之時，他就沒有時間玩了。”

　　有一次，胡林翼陪老丈人陶澍請當地名流吃飯，席間他侃侃而談，不管誰和他辯論都要被他一頓奚落甚至譏諷，結果被岳父罵作“浮萍耳”。此後，他便浪子回頭，開始鉚足了勁兒唸書，第二年鄉試高中，第三年又連捷中進士點翰林，時年僅二十五歲。

　　安倍晉三 右翼保守勢力骨鯁在喉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日本對待侵略戰爭歷史及其責任的認識逐漸惡化，日本右翼保守勢力肆意歪曲戰爭歷史甚至美化侵略；日本政府的態度總的趨勢是迴避和推卸戰爭責任。而兩者的互動，形成一股為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逆流。

　　他們以否認日本侵略戰爭的一個個暴行，例如南京大屠殺、奴役勞工、強徵“慰安婦”、無差別轟炸、細菌戰、毒氣戰和活體解剖等為切入點，妄圖全面否定對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侵略性質。

　　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專家、學者對慰安婦問題的資料挖掘和研究考證，日本官方不得不承認“日本軍方下令為前線官兵設立慰安所”、“有組織地對‘慰安婦’進行性奴役”，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加上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促進了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認識，日本的七種初中歷史教科書都記述了強徵“慰安婦”的史實。對此，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猶如骨鯁在喉，紛紛發難。

　　自民黨保守派議員充當了為慰安婦問題翻案的先鋒。100多個國會議員組成“光明的日本國會議員聯盟”，主張編寫所謂“光明”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其中包括“將慰安婦問題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中刪除”。該聯盟會長奧野誠亮聲稱：“根本沒有‘從軍慰安婦’，所謂的‘慰安婦’，實際是為了商業目的，也不存在強制的問題。”一些政要如板垣正、江藤隆美、梶山靜六等也隨聲附和，甚至援引日本歷史上的公娼制度，來否認慰安婦的強制性質。

　　保守學者組成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等組織，也聲稱據他們考證，慰安所只是軍隊保護下的私營場所，同現在文部省大樓裡設立的民營食堂是同樣性質，慰安婦可以獲得較高收入，足以證明屬於商業行為；在軍隊中設立慰安所，在許多國家也存在，不能誤認為只有日本軍人才如此淫亂；主張刪除以慰安婦為代表的誣衊日本的內容，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

　　同時，《產經新聞》、《諸君》等右翼媒體的保守派起來煽風點火，鹿島、三菱等負有戰爭罪責的保守企業出資贊助，“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等右翼團體大肆造勢，形成了為慰安婦問題翻案的思潮。

　　政府當局左右搖擺

　　戰後的日本歷屆政府都沒有主動公佈包括強徵“慰安婦”在內的侵略罪行檔案資料，更沒有主動反省並認罪。在1990年回答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質詢時，日本政府居然稱“慰安婦”與日本國家和軍隊沒有任何關係，是由民間業主從事的活動，所以政府很難調查，也談不上謝罪和賠償的責任。

　　之後，由於日本專家、學者關於慰安婦問題檔案資料的公佈和考證成果的發表，加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批評，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改變態度，於1992年和1993年兩次公佈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結果，承認了日本政府和軍隊與“慰安婦”有直接關係，也表示“慰安婦”的確是被強制徵用的。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就此調查結果發表談話，承認日本軍隊直接參與了在朝鮮半島、中國等地設定“慰安所”，強迫亞洲國家的婦女充當“從軍慰安婦”，並對此表示道歉和反省。這段講話後來被稱為“河野談話”。

　　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發起成立民間組織“為了婦女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會”，在日本國民中開展募捐活動，用來對慰安婦受害者進行一次性補償。基金會在“呼籲書”中說：慰安婦問題是過去日本國家的行為，但國家並不僅僅是政府，也包括繼往開來的每一位國民，對慰安婦進行賠償是日本必盡的義務。村山在基金會成立會上表示，對身心負有難以治癒的創傷的受害婦女“深表歉意”。內閣官房長官五十嵐廣三在會上也表示，日本政府將把有首相署名的道歉信遞交到每位“慰安婦”手中，並且將整理儲存有關慰安婦問題的歷史資料，傳諸後世。

　　然而，日本政府並沒有履行上述承諾，反而千方百計掩蓋慰安婦問題的真相，例如2001年1月，日本NHK製作了題為《如何審判戰爭》的專題節目，其中介紹了市民團體設立的旨在揭露慰安婦問題的“模擬法庭”——“婦女國際戰犯法庭”。在節目播出前一天，日本自民黨部分議員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問題議員聯盟會”代表中川昭一等人約見NHK負責人，聲稱節目“內容不公正”，要求予以修改。結果，NHK播出的節目刪除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中國受害者證言和原日軍士兵證詞等核心內容。

　　日本政府還透過《學習指導要領》和教科書審定製度對歷史教科書編撰工作進行“指導”，使得中學歷史教科書出現全面“改惡”的現象。七種初中歷史教科書中只有三種保留了對慰安婦問題的表述，但表述也是含糊不清，如“曾有過慰安設施”、“強制女性在那裡工作”等。

　　安倍首相反覆無常

　　安倍晉三首相近來在慰安婦風波中的表現頗耐人尋味。

　　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美國眾議院醞釀透過決議案，要求日本承認慰安婦事件，並做出公開道歉。3月1日，安倍在日本國會回應說，“慰安婦”被強徵沒有根據，即使美國國會通過了慰安婦問題的議案，也不會道歉，並表示要對慰安婦問題重新調查。日本政府也採取措施，欲阻止美國國會議案的透過。5日，安倍在參議院表示繼承“河野談話”，但同時宣稱即使美國國會透過慰安婦問題決議，日本也不會道歉。

　　7日，“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問題議員聯盟會”，遞交了一份要求日本政府重新調查慰安婦問題的建議書，聲稱“沒有發現舊日軍有強迫性行為”，意在促使政府修正承認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安倍呼應說，日本政府將協助重新調查有關慰安婦問題的事實，探討“修改‘河野談話’的可能性”。

　　11日，安倍表示：“‘從軍慰安婦’受到了心靈上的創傷，對於她們所遭受的痛苦，我由衷表示歉意。”然而，16日日本內閣公佈了一份答辯書，稱“從政府發現的資料中找不到有關軍方或官方曾進行所謂強徵的直接記述”。

　　安倍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反覆無常，引起那些尚在人世的慰安婦本人及其所在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慰安婦受害者紛紛遊行抗議，美國議員和多國政要也提出批評，荷蘭、韓國等透過外交渠道要求日本作出解釋。有媒體尖銳地指出：安倍是靠掩飾日本戰爭歷史而建立功業的民族主義者。

　　如此尷尬的局面，作為政治家的安倍是應該預料到的，但是他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面探究其原因。

　　在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否認日本侵略戰爭歷史的活動中，安倍是中堅分子。他一貫主張從根本上否定東京審判的合法性，為日本戰犯恢復名譽，首相應該參拜靖國神社。只是在競選首相時，安倍不得不將其理念“模糊化”：“我是擔心參拜問題外交化、政治化，才不說清楚。”從政治理念看，安倍是不願意對慰安婦問題反省並認罪的，於是乎在應對美國國會即將透過慰安婦問題的決議案時，他脫口而出地予以否認和抵制。沒想到正如日本共同社評論所說，“安倍一不小心便為自己安上了一枚定時炸彈。”國際環境不允許他這樣恣意妄為，美國媒體和國會不依不饒的批評使其畏懼，迫在眉睫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訪日又只許成功，所以安倍不得不違心地一再認罪並道歉；然而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鼓譟和社會保守思潮的支撐，又使安倍感到有底氣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堅持到底，於是乎出現了前述那種罕見的反覆無常的局面。眼下，安倍左支右絀，不得不又祭起“模糊策略”的法寶，以求擺脫窘境。

　　慰安婦問題是非常簡單清楚的歷史事實，只是日本政府對侵略戰爭歷史的“三不政策”——不認罪，不道歉，不賠償——將其複雜化。

　　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教育界別聯組會7日上午的會議上，當主持人宣佈將進入袁貴仁部長髮言環節時，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對 2012年考研洩題事件作出答覆，並向全體考生道歉。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一次，怎樣彌補考生的損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試中心內部存不存在腐敗犯罪行為？”

　　根據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卲秉仁先生同日“洩露”的資訊，在黨政部門領導列席政協小組會議時，不少委員發言時通常的開場白是言必稱“尊敬 的”――尊敬的某某領導，然後是一番“冠冕堂皇的話”。葛先生作為一名高校工作者，不稱“尊敬的部長先生”倒也罷了，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讓教育部門的 最高長官“道歉”，誠可謂膽子不小。

　　不過，我們實在應該為這種“冒犯”送上一份敬意與掌聲。從道理上講，代表委員參政議政，代表 著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敢於說話，敢於和領導“拍桌子”，是對職位和職責的最大敬畏，也是相信你可以解決問題；有些代表委員噤若寒蟬，“自廢武功”，表面上 對領導尊敬來尊敬去，卻不深入地探討問題，其實也是對領導的最大糊弄。從現實來看，葛劍雄的“責難”也讓始終沉默的袁貴仁部長有了發言闡述立場與觀點的機 會，袁部長得以向大家解釋，“查出的教育部門人員一律負法律責任，涉及領導的一切按法律辦事，同時現已抓緊考試立法”，這顯然是一個良性互動的過程，也得 到了葛劍雄的認同。

　　代表委員怎麼開會，以什麼樣的心態說話，不僅是會風、話風的問題，更是作風的問題。鍾南山代表此前曾批評說， “有時候開會，前面8分鐘是在歌功頌德，對報告歌功頌德，對自己歌功頌德，剩下的沒有時間了。”這種歌頌，這種“尊敬”，顯然是對所有人的糊弄――糊弄自 己的使命，糊弄領導，也糊弄民眾。人民選代表委員進京，顯然不是為了代表全民向領導們表達敬意去的，轉型期的中國仍有很多問題，只有各個層面的代表都能暢 所欲言，不同訴求說出來，各種矛盾擺出來，訴求才能被關照，矛盾才能被解決；中央部委領導也非常需要這種與民意代表“無障礙溝通”的機會，如果坐在會場上 不敢說話，互動交流的過程又怎麼啟動？

　　無獨有偶。廣東團在3月6日的會議中討論改善會風的問題時，汪洋也對挨個介紹領導一個個起 來鞠躬、開會前帶頭要求鼓掌的現象等行為加以批評。可見，表面上的和氣、尊敬，已經非常“招人煩”；敢說話、敢表達，敢爭取一切機會代表民眾吶喊，已經是 大家的共識。它是對代表委員稱謂的尊敬，是對背後選民訴求的尊敬，也因此成為對當事領導的最大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