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是指中國唐代初期四位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
四傑齊名，原並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初唐四傑是指中國唐代初期四位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
四傑齊名，原並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1、初唐四傑，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王勃《滕王閣序》，楊炯《王勃集序》，盧照鄰《五悲文》，駱賓王《帝京篇》。
2、“初唐四傑”對唐詩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題材、內容的大。他們把描寫場景和題材由宮廷轉為走向市井，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楊炯《從軍行》。並且詩中出現了一種壯大的格調氣勢，一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特別是盧、駱的七言歌行，氣勢宏大，視野開闊，寫得跌宕流暢，神采飛揚，較早地開啟了新的詩風。有的詩篇有一種昂揚的抱負和氣概，這主要反映在他們羈旅送別之作和邊塞詩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3、對詩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詩開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楊炯的五律，追求對偶的整齊和聲律的協調，感情相對穩定，具有一種自負的雄傑之氣和慷慨情懷。楊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對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體和歌行體特別是盧照鄰和駱賓王的七言歌行已趨向完備化，氣勢宏大，視野開闊，有剛健之氣。如盧照鄰的《行路難》、駱賓王的《帝京篇》。
1、初唐四傑是指的是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為“王楊盧駱”。
2、四傑齊名，原並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3、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餘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援(楊炯《王勃集序》)。他們的詩歌扭轉了唐朝以前萎靡浮華的宮廷詩歌風氣,使詩歌題材從亭臺樓閣、風花雪月的狹小領域擴充套件到江河山川、邊塞江漠的遼闊空間，賦予詩以新的生命力。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傑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