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稱為華夏還稱為神州、九州，中國人又被稱為華夏兒女、漢人、唐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華夏一詞由周王朝創造。最初指代周王朝。現被用作中國和漢族的古稱。在商朝末期，周人聯合流亡的夏人，炎帝系統的姜姓諸族（其代表為姜太公），以及遷徙到南方的楚人等起兵。進而推翻商朝的統治，建立周朝，周人自稱為“有夏”（見《尚書》），也稱是黃帝的後裔，因此也自稱“華”“夏”。
炎黃子孫是華人的自稱。
炎指炎帝（Yan Emperor），以姜水成（今寶雞市境內）。黃指黃帝（Yellow Emperor），以姬水（今陝西武功漆水河）成。炎黃二帝為中華始祖。傳說他們出自同一個部落，後來成為兩個敵對的部落的首領。
兩個部落展開阪泉之戰，黃帝打敗了炎帝，兩個部落漸漸融合成華夏族，炎帝和黃帝也是中國文化、技術的始祖，傳說他們以及他們的臣子、後代創造了上古幾乎所有重要的發明。
祖國被稱為華夏和神州。
華夏（Huáxià）是中國的古稱，同時也是漢民族的別稱。最初是代指周王朝及屬於周“王母弟甥舅”的諸侯國，後來擴大至將九州地區全部包括在內，遂成為神州（即漢地，漢族的民族共同地域）及漢族的別稱，又稱為“漢地九州”。
神州是中國漢地九州的代稱，在概念和含義上，趨近於“華夏”，“中華”，“九州”等名詞概念。
神州又稱赤縣神州，是對中國、漢地九州的別稱。屬原住民漢族的民族共同地域。在《淮南子》中所列的九個州中，其中位於東南方的神州即是中國，因為中國是位於一塊被大海所包圍的大陸的東南方。
先秦的華夏之域僅限於魯、晉、齊、鄭、蔡、衛等“王之支子母弟甥舅”諸國及行周禮的宋、陳等中原諸國。漢代在先秦諸國的基礎上萌芽出後世漢族九州的概念。
中國被稱為文明型國家的原因是：
第一、我們有佔世界1/5的人口，約等於100個歐洲中等國家的規模。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 + 創新 + 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 + 影響中國和世界。但人口眾多也意味著我們在相當長時間內仍是一個資源緊執行的社會，需要一箇中性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進行統籌協調，否則國家發展會遭遇重大挫折。
第二、我們有幅員遼闊的國土，這使我們具有其它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和戰略縱深。我們可以在超大規模的範圍內進行空間戰略佈局，推動大規模產業梯度轉移，實現西氣東送、高鐵“四縱四橫”等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實現資源的最佳化配置。
第三、我們使用的是歷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漢語。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也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隨著科技的進步，中文與所有的現代技術均可相容，其影響力正在從亞洲的“漢字文化圈”擴大到世界各個地方。
第四、中國具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和文化內源性，在人類主要知識領域內都有自成體系的東西，如政治、哲學、宗教、語言、建築、文學、美術、音樂、軍事、教育、體育、醫學、飲食等都是這樣。中華文明是一個主體文明，不是次生文明。日本作為一種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時候也能保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更何況中國呢？
第五、中國有海納百川、融多樣性為一體的能力。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說從表面看，中國權力集中，但中國各項改革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各個地方既競爭又合作，遠比印度的體制有活力。中國可以吸收其它文明的所有精華，但決不放棄自己，最終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優勢整合與超越。
第六、中國具有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完全等同於“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天”，就是這個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使我們更能夠克服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帶來的民粹主義和短視主義等弊病和危機。
第七、在經濟領域內，我們不僅掌握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並在這個方面有所創新和超越，同時我們還發展了自己的“宏觀整合力”。 從中國經濟的全面提升到抗擊金融危機，都展現了我們“數目字管理”和“宏觀整合力”的結合。中國“宏觀整合力”的背後是中國數千年儒家的“天下觀”和強勢政府精英治國的傳統。
第八、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文化進入全面繁榮和復興的新時代。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書畫熱、茶道熱、文物熱、中醫熱等都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繁榮與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