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殘鑑定什麼時候做

　　近日，浙江橫店驚現國寶級文物 龍山文化-商早期玉美人魚的訊息不脛而走，文博界的敏感神經再一次被牽動。

　　這件龍山文化玉美人魚的主人是有著 收藏奇才 之稱的世界華商協會古玩藝術品分會會長徐志堅。2008年8月他將心血收藏的近10萬件珍貴藏品運到中國橫店古玩藝術品集散中心陳列展出，而這件絕世孤品目前正陳列在安保嚴密的浙江橫店文榮慈善基金會。

　　記者看到，名稱為玉美人魚(龍山文化-商早期)的文物呈臥狀，昂首擺尾造型生動，美人魚雙眼、兩肢、後頸、腹部至尾都鑲嵌綠松石由張壽山老師書寫的鑑定證書上除了簡單介紹器形外還寫著 此器世所罕見，絕無僅有，堪稱國寶。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和收藏價值。 的字樣。

　　玉器鑑定專家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張壽山老師都說從沒見過這麼好的東西，是國寶級的珍品，國家玉器研究最高權威楊伯達老先生看過清晰照後，判斷和張老師一致！ 介紹起玉美人魚的收藏價值，徐志堅聲音略顯激動。

　　隨後，記者連線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中央電視臺CCTV 民間鑑寶 專家評委、北京文保文物鑑定中心文物鑑定專家張壽山。電話那頭，張老心情頗為激動，語氣高昂地說: 國寶！國寶！美人魚的形象在《淮南子》中有記載，我國戲曲作品中也出現過，但是一直沒有實物藏品，這個玉質美人魚器形完美，工藝水平在當時也是頂尖的。

　　記者瞭解到，龍山文化處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4350─3950年，在金屬工具尚未產生之前，究竟採用何種工具來琢玉，至今還是一個不解之謎。

　　應該是用比玉更堅硬的材料琢制的。這件玉美人魚比例勻稱協調，仔細看玉器上鑲嵌的綠松石，非常薄，在金屬工具沒有出現以前，能夠琢出如此完美的玉雕人像，可見其價值了。 徐志堅告訴記者，這件龍山文化至商早期的玉美人魚曝光後，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網路上甚至出現移花接木的圖片，所以質疑聲音也出現了。不過真金不怕火煉，今年10月，這件藏品將接受百位專家的現場鑑定。

　　據悉，今年10月，浙江橫店將舉行國寶級稀世孤品 美人魚學術研究討論會，屆時，由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邀請的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100餘人將赴橫店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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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真東渡日本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除開教科書，我們對這件事的細節瞭解的其實並不多。鑑真東渡日本後不久，又發生了“安史之亂”，所以留下的資料不多。但受業於鑑真的日本僧人元開所著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中，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還可從中得知一些有趣的細節，比如從中可以知道：他帶去日本的物件中，還有王羲之、王獻之的真跡。

　　該書提到：唐朝寺僧“皆以戒律為入道正門。若有不持戒者，不齒於僧中”。於是竭力學習唐人文化的日本，因為沒有傳戒高僧，就派榮棼、普照來留學，希望在他們學成後“擬為傳戒者”。但榮棼和普照留學了十年，仍然沒有擔此重任的信心，就提出要回去了。他們走的是上層路線，不僅有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家僧”道航同行，還有李林宗令揚州倉曹李湊造大舟，備糧送遣的書信。當榮棼、普照到揚州請到鑑真後，卻正因為這個道航，直接導致了鑑真第一次東渡的失敗。

　　道航的特殊身份使他自視甚高，所以看不起同行的高麗僧如海，說了一句“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如海等少學可停卻矣”的話，被激怒的如海失去了理智，裹上他的光頭，去衙門誣告報復說：“道航造船入海，與海賊連。”將引“五百海賊入城來！”結果他們在“大明寺捉得日本僧普照”；“榮棼師走入池水中仰臥，不良久，見水動，入水得榮棼師”，最後躲在老百姓家裡的道航，也被捉來關進了大牢。最後的結果是：榮棼、普照等被關了四個月後，“其所造船沒官，其雜物還僧。其誣告僧如海與反坐，還俗，決杖六十，遞送本貫。”二年以後的天寶三年，越州的一些僧人不願意讓鑑真去日本，就到州官那裡告狀說：“日本國僧榮棼誘大和上欲往日本國。”山陰縣尉遣人搜得榮棼，枷送去京城，路過杭州，“榮棼師臥病，請假療治。”結果忽悠說是病死了，也就不了了之把他放了。

　　天寶七年，鑑真一行漂泊到了海南島，振州別駕馮崇債不僅派兵四百餘人把他們迎入州城，留住了一年，還強認了鑑真為舅。然後把他們送到了萬安州。萬安州大首領馮若芳“請住其家，三日供養。”這位馮若芳的作為是：“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三二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為燈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此焉。”竟然是亦官亦盜，官盜相安共處！而鑑真的失明，是因為在端州“頻經炎熱，眼光闇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加療治，眼遂失明。”遇到了一個外國庸醫，把眼睛治瞎了！

　　鑑真與弟子間的關係也很有趣，“在揚州大和上弟子僧靈佑，及諸寺三綱眾僧同議曰：‘我大師和上發願向日本國，登山涉海，數年艱苦，滄溟萬里，死生莫測，可共告官，遮令留住。’”於是在永嘉禪林寺中，“捉得大和上，差使押送防護，十重圍繞，送至採訪使所。”不過官府也並不為難他們，只是“依舊令住本寺。約束三綱防護曰：‘勿令更向他國。’”而已，鑑真則“呵責靈佑，不賜開顏。其靈佑日日懺謝，乞歡喜。每夜一更立至五更謝罪，遂終六十日。又諸寺三綱大德共來禮謝，乞歡喜。大和上乃開顏耳。”祥彥是一個鑑真的愛徒，當鑑真問誰願意去日本弘法卻沒人答話時，祥彥說出了大家的心思：“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身難得，中國難生。進修未備，道果未克。是故眾僧鹹默無對而已。”祥彥臨死“於舟上端坐，問思託師雲：‘大和上睡覺否？’思託答曰：‘睡未起。’彥雲：‘今欲死別。’思託諮大和上，大和上燒香，將曲幾來，使彥憑几向西方念阿彌陀佛。彥即一聲唱佛，端坐，寂然無言。大和上乃喚彥，悲慟無數。”

　　伍秉鑑 最近，胡潤富豪榜的釋出引來了無數討論。其實，早在清朝的時候，廣州就出了位“世界首富”，他叫伍秉鑑。

　　一位清朝時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浩官對他的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元。”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資產也不過700萬元。美國學者馬士說，“在當時，伍氏的資產是一筆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2001年，伍秉鑑與洛克菲勒、比爾·蓋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

　　一向重農抑商的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這位伍富翁是個什麼樣的人？

　　17世紀後期，廣州成了名副其實的“黃金口岸”。依託這個黃金口岸，手持官府賜予的壟斷外貿權，加之自身的努力經營，廣州十三行商人群體迅速崛起，與兩淮鹽商、晉陝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伍秉鑑便是這“堆滿銀錢”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1801年，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外貿代理生涯。伍秉鑑走上十三行舞臺時，行商的領袖，是潘振承創辦的同文行。伍秉鑑不但讓怡和行後來居上，取代潘氏成為行商總商，更讓伍家的資產達到十三行頂峰，這自有其獨到之處。

　　對於從事外貿代理業務的大清行商來說，全部的貿易機會都寄託在洋商身上，這裡充滿著激烈的行業競爭。而伍秉鑑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1805年，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鑑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有人因此認為他“天生性格謙恭順從”，並以習慣思維揣度他面對洋商“膽小如鼠、懦弱無能”，但事實上，伍秉鑑卻憑藉這樣的做法廣結善緣，與許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誼——這種相互信任在無契約基礎的貿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為關鍵的。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鑑“誠實、親切、細心、慷慨”。一位欠了伍秉鑑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還債，離家多年不能回國，伍秉鑑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

　　其實，伍秉鑑在經營中是工於心計的。有記載說，他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餘萬元期票中計算出的利息，與英商兌付時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當時的外商極為驚訝——這也是雙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礎。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鑑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在一些外商的日記、筆記中，伍秉鑑是個不苟言笑的人。不懂得幽默不要緊，伍秉鑑在外國人眼中仍然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

　　伍秉鑑在擁有足夠財力後，很注重籠絡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鑑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後來一位老行商劉德章為得罪英國公司失去了貿易份額，伍秉鑑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復了他的份額。另一位行商黎光遠因經營不力破產，按當時朝廷的規定，要被充軍伊犁，伍家便籌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從1811年到1819年，伍秉鑑向瀕臨破產的行商放債達200餘萬銀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於他。伍秉鑑就是這樣在洋行中恩威並施，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