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編查詢100018，北京市朝陽區東壩鄉。
東壩鄉位於朝陽區東北部，東起三岔河，西至北崗子，北起北馬房南至辛街村，它距朝陽門十餘公里，堪稱古都北京東郊的“門檻”，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地位，歷來被人視為京東重鎮，東壩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初時稱安樂城，後來幾易其名，晉時稱安德鄉，元延祐年間改稱鄭村壩，明萬曆年間改稱東壩，沿襲至今。
郵編查詢100018，北京市朝陽區東壩鄉。
東壩鄉位於朝陽區東北部，東起三岔河，西至北崗子，北起北馬房南至辛街村，它距朝陽門十餘公里，堪稱古都北京東郊的“門檻”，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地位，歷來被人視為京東重鎮，東壩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初時稱安樂城，後來幾易其名，晉時稱安德鄉，元延祐年間改稱鄭村壩，明萬曆年間改稱東壩，沿襲至今。
概括起來，有三種說法：第一，東和西指老東城區和老西城區，因清末東城區多商家，西城區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區，東指老崇文區，因清制漢官非功不得居內城，故漢吏多住崇文，他們與商人暗中勾結，多成富人，而漢官多住宣武，清室為漢功臣賜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門大街，它東邊多票號、大買賣，故稱富，西邊多會館、戲園等，故稱貴。
那麼，究竟哪個更準確呢？
首先，“東富西貴”說從何而起？一說為明朝，一說為清末，但後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規劃鉅變，內城皆為八旗駐地，就算明代有過“東富西貴”，至清也完全被推翻。到清中期時，北京內城幾乎沒有字號，而典籍中也未見相關記載。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東富西貴”說，則不可能指前門大街，前門大街明時商業已很發達，當時它東邊多是糧店，也談不上“貴”。前門大街原本寬闊，但遊商佔路交易，後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門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貴”，豈敢如此操作？此外，東邊的大柵欄一帶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區商貿發達，這是事實，但老北京好幾個城門附近都有商業區，清末老地安門一帶之繁榮並不亞於前門，內務府幾個重要的採買部門都在此辦公，官商結合尤其密切，只因後來前門修了火車站，地安門才相對衰落。可見，當時崇文區和宣武區未必 “東富西貴”。
由上分析可知，“東富西貴”應指老東城區和老西城區，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證，最早記錄此說的是清末學者震鈞，此後崇彝在他的名著《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也有討論，他認為“西貴”說無據，並羅列了東城尚存的27所王府與官宅，多於西城的20所。他認為，因西城荒涼，與東城有差距，提西城是為了鋪陳“東富”。
而老崇文區和老宣武區為“東富西貴”的記載，出自民國，皆是漢人記載，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傳說，附會以當時北京城的狀況。當時崇文、宣武迅速發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傳統的東城區、西城區相形見絀，交出“東富西貴”的桂冠，也屬正常。
那麼，崇彝認為只有“東富”沒有“西貴”是否正確呢？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剎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屬於皇家的水源，從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選地，只是它不斷乾涸，於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許多官宅被淹沒在衚衕中，今什剎海沿岸王府仍非常多，故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沿水而居，必為貴人。“西貴”說應是這種記憶的體現，並非附會。
農曆正月十五日，是納西族傳統節日“棒棒節”，最有特點的是節日期間進行竹木農具的交流，附近農村的群眾和小商販在農貿市場上擺攤售貨。這是一個竹、木、鐵農具交流盛會，品種繁多，熱鬧異常。
鄰近各縣的農民，乃至大理、保山、西藏一帶的農民和商人，都攜帶本地特產到集會上出售，然後購買所需物品，而麗江一帶的農民也為備春耕購買農具和所需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