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後商鞅時代的戰略家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戰國策·秦策一》（兵器武力，最重要的是方向）

　　公元前316年，商鞅變法二十多年後的秦國，面臨著往東走還是往西走的戰略定位問題：往東走，挺進戰略核心地段，奪取戰略中心高地；往西走，取得豐富的資源，補充強國所需的能量。

　　鬼谷子的弟子張儀提出往東走，打擊韓，削弱楚魏，控制戰略中心地段：周王朝。秦國要當老大，就得往競爭最激烈的地方發展，佔領天下的制高點，張儀打的牌是“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要在最顯眼的地方爭名利，簡而言之就是“爭名利”戰術。

　　而司馬錯站出來反對往東走，他提出“西進”。他用三個“務必”來解釋“西進”的必然性：想要國家富裕，務必要有廣闊的土地資源作為物質供應基礎；想要國防強大，務必要有足夠的國民財富作為軍事產業支撐；想要成就王業，務必要有健全優良的管理品質。

　　而秦國的戰略劣勢恰恰是“地小民貧”，國土狹小，國民貧困，說白了就是身子骨還弱，這點家底無法支撐起強大的國防，要獲得物質支撐和能量補給，那就得“西進”。

　　司馬錯進一步分析西進的可行性，巴蜀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而且管理混亂，力量弱小，軍事上容易征服，打起來就像豺狼追逐羊群，不用多大的傷亡就能把它拿下來。投入少，賺取卻大：領土立即會大面積增加，財富立即就會海量地增加。

　　更重要的是風險低，這麼一塊寶地不和東邊六國接壤，是“西僻之國”，把它打下來在諸侯國之間不會引發有多大動靜，不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干涉。拿下一塊含金量極高的寶地，卻無任何風險，不用付出大多代價，按照現在的說法，秦國可以廉價“併購”西部。

　　相反，如果向競爭形勢緊張的東部諸侯國推進，就會頂著侵略韓，劫持周天子的惡名，蒙受道義上的壓力。東方諸侯的遊戲規則已經很成熟，道義往往和利益捆在一起，喪失道義就是喪失利益。所以東進是一項高風險高成本低收穫的投入。對比之後，秦惠王選擇西進，當年十月出兵征服西蜀。有西蜀作為物資供應基地，秦國硬朗起來，變得“強富厚”，從此更不把東方諸侯當成一回事。司馬錯打出的是“強富厚”戰術。

　　後商鞅時代的秦國固然有先進的體制，但如果沒有司馬錯提出“西進”的戰略，就難以獲得足夠的能量補給，從而只會成為一個地區性強國。如果聽從張儀往東方冒進的戰略建議，甚至很可能就死在東進的血腥之路上了，若干年後出現的可能不是秦始皇，而是齊始皇，楚始皇………從這一角度而言，司馬錯的功勞不在商鞅之下。

　　戰略要地未必存在於競爭最白熱化的地區，有時候存在於那些看似邊緣化的地帶，它們顯得無關緊要，卻含金量高，投入少，收穫大，風險低，又能培育你的戰略優勢，成就你的強大。讀《司馬錯論伐蜀》，當作如是觀。

　　司馬徽 三國時期群雄並起，朝野上下可謂人才濟濟。世有伯樂，而後才有千里馬。若沒有伯樂的慧眼發現，再有能耐的千里馬也會難免鬱郁終老於普通的馬廄之下，沒有機會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去施展自己風馳電掣的突出才能。

　　那麼，誰是三國第一伯樂？

　　司馬徽也，時人稱之為水鏡先生。史稱其“一生清雅，善知人”。

　　這位伯樂慧眼獨具，他第一個說出“臥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並把“臥龍”諸葛亮、“鳳雛”龐統、徐庶三位曠世奇才都推薦給了求賢若渴的劉備，可謂功高至偉。

　　他是三國時期當之無愧的第一伯樂。放眼能人輩出、賢士群星燦爛的三國，在發現人才方面，無人能與之比肩。

　　《三國演義》中說，劉備落難的時候，路經水鏡莊，司馬徽向劉備推薦諸葛亮、龐統兩人，說：“臥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劉備想請司馬徽出山相助，司馬徽自稱是山野閒人，不堪世用，謝絕邀請。後司馬徽推薦徐庶去找劉備，劉備知徐庶乃一奇才，認其為軍師，後又經徐庶推薦，劉備方知臥龍諸葛，於是才引出了“三顧茅廬”的千古佳話。劉繼興考證，史書《三國志》也對此有記載。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北方戰亂，他寓居襄陽。與襄陽大名士龐德公、黃承彥以及流寓到襄陽的徐庶、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諸葛亮等均有交往，關係甚密。《三國志·蜀書·龐統傳》中說，龐統十八歲時曾會見過司馬徽，司馬徽與龐統私交甚篤，並稱呼龐統為弟。

　　司馬徽先生屬於閒雲野鶴、與世無爭之型別的人物，松形鶴骨，器宇不凡，峨冠博帶，道貌非常，且琴藝甚高。

　　《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司馬徽別傳》，記載有司馬徽的趣事：東漢末年的司馬徽是個出名的“好好先生”，他與人交談時，從不談論別人的不是，無論好事壞事，一概說好。有人問候他：“近來身體如何？”他回答：“好。”有人向他訴說自己最近剛剛死了兒子，他回答：“很好。”他的妻子責備他：“別人認為你的品德好，所以才把難言的傷心事告訴你。可你為什麼聽說別人死了兒子，反倒說好？”誰知，司馬徽聽了妻子的話後回答說：“像你這樣的意見，也很好！”（原文：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諮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於是，司馬徽便成了“好好先生”的代名詞。其實，縱觀歷史上的司馬徽，是小事不分心、大事不糊塗的大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劉琮率荊州降曹，司馬徽也為曹操所得，欲大用，但司馬徽堅決不從，不久他便病死了，曹操深為之遺憾。

　　電視劇中的司馬懿 司馬懿和諸葛亮的不同之處，是他要對付的敵手和潛在的敵手更多一些。

　　劉禪稱諸葛亮為相父，言聽計從；曹睿視司馬懿不過是老臣之一，並不十分信任。諸葛亮在西蜀，幾無一人可與之相埒；而在洛陽朝中，曹真、曹休這些皇親，陳群、華歆、王朗這些重臣，權勢不小，與司馬懿不相上下，並對他深懷戒心。劉備託孤時，要他的兒子對諸葛亮以父事之；而曹操早留下“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於兵權，久必為國家大禍”的評語。

　　因此，諸葛亮只有一個敵人，即曹魏；只有一個念頭，即北伐；也只有一個手段，即訴諸武力。司馬懿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吳，防蜀甚於防吳，但從曹丕起，攻吳之心重於攻蜀。司馬懿知道魏強蜀弱，堅守不出，以逸待勞，則蜀必敗，但朝野上下，勢驕焰盛，務求必克。

　　他知道，功高不僅震主，也會引起同僚嫉妒，適度退讓，以免鋒芒過露，但又不能使人認為他不是舉足輕重的力量。從長遠來看，不宜急於和諸葛亮決戰，可以在耐心等待中求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戰果。他也瞭解，一旦太輝煌，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則更加可怕；而無所作為的話，有可能被黜還鄉，一敗塗地。

　　所以，他得把握住，贏不能大贏，輸不能大輸，攻不宜太攻，守不宜大守的分寸感，要比諸葛亮難多了。由此可見司馬懿的心機和他處於荊棘叢中的謹慎，以及善處左右的韜略。在當時諸葛亮、陸遜與他這三個堪稱棋逢對手的主帥之中，應該說他處境最難，所以，他在政治上，也包括在軍事上，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步步為營，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

　　諸葛亮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帶一個多月的糧草，糧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戰速決的短期行為者。司馬懿不僅要打敗諸葛亮，打敗蜀國，還要打敗吳國，奪取魏國，變為一統的司馬氏天下。他的目光，要比爭奪幾座城池遠大得多。

　　司馬懿不但在軍事上是諸葛亮難以對付的對手，在政治上也表現不俗。他知道，諸葛亮必取武都、陰平，遂派郭淮、孫禮襲蜀兵之後。諸葛亮知道司馬懿必有此舉，親率兵馬，來襲郭淮、孫禮之後，前後夾攻，魏兵大敗。在武都、陰平失守以後，司馬懿料到諸葛亮不在營中，定去兩城安撫百姓，派張郃、戴陵去奪蜀寨。諸葛亮卻未離寨，並設下包圍圈，以待偷襲。司馬懿在這時以一種開闊的胸懷、大家的氣度，承認“孔明智在吾先”。一個不怕承認失敗的對手，是令人不寒而慄的。難怪孔明先生嘆息：“彼深知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