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定方，名烈，字定方，以字行世，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縣)人，唐朝傑出的軍事家。
十五歲時，以驍悍多力，膽氣絕倫的氣魄追隨父親作戰，先登陷陣，鄉里依賴他得以安定。隋朝末年，投奔竇建德、劉黑闥義軍，亂世中屢建戰功。貞觀初年歸李唐，隨李靖北伐東突厥，在夜襲陰山一役中，作為前鋒率先攻破頡利可汗牙帳。顯慶二年，累功升任行軍大總管，開始獨當一面，並以其非凡戰績和正直為人深受唐高宗的賞識與信任，屢委以重任。徵西突厥，平蔥嶺，夷百濟，伐高句麗，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將唐朝國土向西開拓至中亞，向東擴充套件至朝鮮半島，為大唐帝國立下不世之功。先後遷任左驍衛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封邢國公。晚年受命擔任安集大使，全面負責對吐蕃的軍事防禦。
為了避免200多名孩子失學，航天工程師燕兆時辭職，成了一所瀕臨解散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他問五年級的孩子長大後的理想，他們的回答是“啤酒推銷員”、“保鏢”和“清潔工”。燕兆時說，他們和城市的孩子原本沒有不同，但是由於所處環境，他們不敢想。
毋庸置疑，清潔工、推銷員等這些職業，是社會所需要的，選擇這類職業，本無可厚非。但，這些孩子樸實的回答讓我們感到心酸。問及剛入學的一年級孩子時，他們回答是“科學家、藝術家、舞蹈家”，五年級的孩子只是大了幾歲，懂事了些，竟早早地屈從於現實，折斷了夢想的翅膀。
儘管他們處在一個可以暢想未來，自由憧憬的年齡，殘酷的現實卻無形中給他們設定了一個框架，使他們保守、封閉，失去了對未來的想象。小學生的夢想往往源於父母的期望和對社會生活的感知。弱勢群體子女過早地熄滅了夢想，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
這個打工子弟的學校，若不是燕兆時的及時挽救，可能只有解散的命運。他們生活在倉庫改成的教室裡，環境簡陋；老師也是義務的，不固定。這些孩子像他們的父母一樣，處於一種不穩定中，學習的機會難以保障。
全校360名學生中，有60名交不起學費，而在物價高漲的時下，學費、書本費、伙食費加起來只不過850元，其中所揭示出的是弱勢群體不容樂觀的生存境遇。據中國教育學會農村教育分會理事長韓清林透露，“全國小學生輟學率逐年回升，輟學主體已經遷移到小學一二年級”。輟學主體的變化折射出，愈來愈多的弱勢群體放棄了，希冀子女借讀書改變命運的想法。
戶籍鴻溝、教育體制不公、上升通道的阻塞等，消減著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信心，缺少對未來生活的安全感。讀書的投入產出比不盡如人意，被一些農民工父母認為是遙不可及的奢望，囿於對生活現實的體察，他們傾向於接受這種命運。
曾有媒體報道，有些農民工將子女送到打工子弟學校，僅為暫時託管，以方便自己打工。弱勢群體的種種生存狀況，詮釋了緣何打工子弟學校只能重複製造“農二代”。讀書的地方都不能保障，不算高的學費成為一種負擔，這些足以將他們從想象的慾望中逼退，蜷縮在一個安分的窪地裡，喪失了想象的勇氣。
農民工本身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狀態，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決定著著子女的理想，乃至未來。但這種職業的代際傳遞，不是一個好兆頭，是催生社會階層固化、僵化、板結化的誘因，不利於社會的長遠發展。
燕兆時說，“我要讓他們相信，他們都是小天鵝！”喚醒他們的天鵝夢想，或許不難。但最重要的是，重塑公平正義，疏浚社會上升渠道，改善底層弱勢群體的生存生態，讓他們看到希望，敢於去突破，看到個體的努力是有意義的。唯此，才能打碎命運的枷鎖，給這些孩子們接上斷掉的理想之翼，自由飛翔。
西遼和金之間隔著萬里大漠，兩者都不是遊牧輕騎的戰法，雖然兩者之間相去甚遠，但雙方又互相牽制。西遼的存在對當時的金國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存在，金國的隊伍要想打到西遼，需要花費很長時間的路途，耗費大量的糧食和物資，一旦發起戰爭，兩敗俱傷是必然的結果，在勝負難分的情況下，金國自然不會貿然發動戰爭。西遼當時地處我國西北地區，地廣人稀，經濟並不發達，對金國也並沒有威脅，金進攻南宋時，西遼還可以作為一個外部保護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