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裡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左右互搏，搏出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天坑。左是勞動價值論（交換價值），右是交換產生價值（使用價值）。兩條粗看不相干，實則在私有制條件下不可調和。如果左成立，則按勞分配成立，資本利得即剝削，市場經濟必然要重構；如果右成立，則市場經濟成立，但由於利潤的存在，社會總消費能力總小於社會生產能力，且愈演愈烈，即生產過剩不可避免。也就是說，要使用價值在看不見的手指揮下增殖，就要接受交換價值總量有極限；要交換價值持續增長，就必須放棄既有的利潤生產模型，使利潤能夠回到消費環節，而不是在生產環節不斷堆積。
左右互搏的解決關鍵在公有制，只有當利潤是全社會的利潤，才有消費能力等於生產能力，同時確保交換產生使用價值。馬克思接受了勞動價值論，拒絕了交換產生使用價值，計劃經濟最終退化成列寧的官營經濟。西方經濟學接受了交換產生（使用）價值，拒絕了勞動價值論，使資本不斷積累，消費能力不斷被抑制，即使福利制度也不能實現資本利得向消費環節持續轉移，從而進入沫脹滯崩的四選一迴圈。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１７７６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資訊。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我們不能借著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的善行而獲得晚餐，而是源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看重。
勞動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原因。
我們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業者、釀酒業者、麵包業者的恩惠，而僅僅是出自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顧慮，我們不要求於他們的愛他心，只要求助於他們的自愛心。我們不要向他們說我們必需，只說他們有利。
科學是解狂熱和迷信之毒的良藥。
每個人都不斷努力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當然，他所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自然會，或者說，必然會使他青睞最利於社會的用途。這就像“有一隻無形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並不想要達到的目的。
交換傾向出於自利的動機，並且引發了分工。
勞動技能的影響要大於有用勞動佔比的影響，文明社會里產品的數量更多可以表明這一點。
世界各國的君主都是貪婪而偏私的，他們欺騙臣民，次第消減貨幣最初所含金屬的真實分量。
財富是交換勞動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