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和孟子是兩個人。
孟浩然是唐朝時的一個有名的詩人，生卒年代為公元689年到公元740年，襄陽(今湖北襄陽)人，著有《孟浩然集》。。早年隱居鹿門山，閉門讀書。四十歲時曾到長安謀求官職，又失意而歸，在故鄉的山中度過了他的一生。
孟子，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名軻字子輿，是我國戰國時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今山東鄒縣東南人。一生以教書為生，曾遊歷宋、滕、魏、齊等國，向各國國君或執政者闡述他的政治主張。著有《孟子》一書，主要發揮孔子的學說，以“義”為他的理論核心。對當時殘酷的戰爭有所抨擊。
一直以來，提起儒家許多人第一反應就是孔孟之道，似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事實上，只要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實並非如此，施蟄存先生就曾提出過孔孟思想是被後人“捏合”在一起的，其實他們的思想並非一致。
施蟄存先生說：“孔孟思想，是一種思想，還是兩種思想？天下沒有兩個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畢竟還是兩家。”（施蟄存《閒話孔子》）。以我之膚淺，也能列舉孔子思想與孟子思想的若干區別。
孔子衡量人的價值的“尺”是爵位，孔子是以爵位上下定人之尊卑的；孟子衡量人的價值，卻有爵、齒、德三把標尺；
孔子之“仁”關注的是“禮”，重在束“下”，孟子之“仁”關注的是“民”，重在規“上”；
孔子的“四絕”（《論語·子罕篇第九》雲：“子有四絕，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偏重天理，而孟子的“四端”（《孟子·公孫丑上》雲：“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偏重人性。
僅此三條，便可證實“天下沒有兩個思想相同的人”，哪怕是被合稱為“孔孟之道”的孔與孟也都“自成一家”。
當然，孔子與孟子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其一、他們都“法先王之道”，缺陷是不能與時俱進；其二、他們都“行仁義之化”，缺陷是對“利”的絕對排斥；其三、他們的那一套都不見容於當世，故有“仲尼菜邑陳蔡”而“孟軻困於齊梁”。
孔子與孟子還有一點相同的，就是他們對於“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都有一種“當仁不讓”的使命感。孔子困於匡邑之時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不想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孟子則是在離開齊國的時候對充虞說：“五百年必定有稱王天下的人興起，其間必定有著名於世的 賢人。周興起以來已有七百多年，……上天如果想安撫治理天下，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會是誰呢？”兩者相比，孔子說得比較含蓄，孟子說得比較直露。但對於孟子來 說，這並非狂言。例如，“仁義之化”而為“仁政”，“先王之道”而為“王道”，或許就是他對儒家文化的貢獻，至少在《論語》之中，未必能夠找出這兩個概 念。
後人將孔子與孟子都歸入儒家，未必有錯。但我們現在所要吸取的一個教訓是，不能什麼事情都只 注意合，而不會分。合的好處是易記，一下子記住了兩個“子”，要用時一言以蔽之，彷彿佔了大便宜；然而，你真想要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那還是要 分開剖析才行。既能綜合，又能分析，庶幾可算得研究。如果只會籠而統之地說個大概，那隻能蒙人蒙己罷了。
1、《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是唐代大詩人李白創作的一首送別詩。首句點出送別的地點：一代名勝黃鶴樓；二句寫送別的時間與去向：“煙花三月”的春色和東南形勝的“揚州”；
2、三、四句，寫送別的場景：目送孤帆遠去；只留一江春水。全詩寓離情於寫景之中，以絢麗斑駁的煙花春色和浩瀚無邊的長江為背景，極盡渲染之能事，繪出了一幅意境開闊、情絲不絕、色彩明快、風流倜儻的詩人送別畫。
3、此詩雖為惜別之作，卻寫得飄逸靈動，情深而不滯，意永而不悲，辭美而不浮，韻遠而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