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史上的洪洞大槐樹現象
在中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移民發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樹了。“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這是一首廣泛流傳在華北民間、婦孺皆知的歌謠。與此相關的還有《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三洗懷慶府》等傳說故事，分別從不同角度對政府下令從洪洞遷民充實中原一帶的原因進行了探索；而解手、背手、“誰是古槐遷來人，脫履小趾驗甲形”等民間傳說則豐富了移民文化中有關族群記憶、地方風俗習慣等有趣情節。歷經幾百年的傳承、積澱和凝結，洪洞被數千萬人喻為“家”、稱作“祖”、看作“根”，成為無數人魂牽夢繞的故鄉。
關於洪洞大槐樹的傳說故事生動而豐富，相關碑刻、族譜等資料大量散見於華北各地。這樣一段婦孺皆知的歌謠背後究竟蘊藏著怎樣豐富深厚的歷史情境和文化內涵？人們一直力圖破解這一問題。1914年洪洞地方精英創修的“古大槐樹遺址”和1921年編撰的《古大槐樹志》，便反映了探究重構大槐樹傳說背後的歷史真實的努力。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盛世修志的背景下，洪洞縣誌辦在全國範圍對移民資料進行了大量調查和徵集，不少學者開始利用調查整理的家譜、墓誌銘等資料對移民的原因、經過、路線等問題進行實證性研究，試圖全面詳盡地揭示發生在明初洪洞的大移民事件真相。在歷史學“求真”的本質追求下，有關大槐樹移民的許多片段得以漸漸浮現，但與此同時，一些更為細緻具體的問題卻仍在不斷生髮。在今天看來，洪洞大槐樹移民絕不僅僅是發生在明初的一次或幾次大移民事件，其中裹挾、粘連著不同歷史時期諸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情境和集體記憶，其意義已不只是一箇中國移民史重大事件所能囊括，而已成為一個蘊含諸多深意的文化現象。
二、洪洞大槐樹傳說的歷史記憶
根據目前的文獻資料，在金元到明初的一個較長時期內，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動事屬無疑。“洪武、永樂年間共計移民18次”的說法是多數學者普遍認同的結論，“中原荒蕪河東盛”是明初移民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洪洞作為明初山西移民遷出地之一，是一個真實的“祖先遷出地”，是一些華北移民後代中“真實的故鄉”。但這個“真實的故鄉”究竟涉及到多少移民，波及到多大範圍，則值得細細推敲。據現代學者根據華北民間的譜牒、碑刻等資料考證，洪洞古大槐樹移民分佈於11個省（市）227個縣，移民人口達到百萬以上，“而洪洞一縣在明初可能擁有如此多的人口嗎？”（參見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答案顯然是不可能。因此人們推測“無論洪洞人如何忠厚，當時斷不能只遷此一縣人民”（《山西省洪洞縣古大槐樹遷民紀略》，載林中園：《遷民後裔話遷民》，42頁），它應該只是明初遷民的重要來源地之一。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既定的結論，做到“不疑處有疑”，就會發現大槐樹移民中還有更為複雜的資訊糾結其中：相比較民間譜牒、碑刻資料關於大槐樹移民的大量記載，官方文獻的記載卻嚴重缺失。不僅《明實錄》、《明經世文編》等沒有特別提到山西洪洞縣的移民問題，更不用說詳及大槐樹了。而且明清時期洪洞本地的地方誌中也沒有記載，直到民國六年的《洪洞縣誌》才新增“大槐樹”一事。
“山西移民”甚至整個華北移民活動何以縮小為“洪洞移民”？關於大槐樹移民史實的記載為什麼會形成“但不見諸史，惟詳於譜牒”的巨大反差？要揭示這種種難解之迷，或許需要我們“換一個角度”，轉變視角和方法。在這個意義上，劉志偉提出的“有關移民的歷史敘述，應該是被研究的物件，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結論”頗具啟發性，循著這樣一個思路，洪洞大槐樹移民問題的研究就不僅應該包括探討明初發生在山西的那樣一個重大的移民事件，而且應該包括自明以後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選擇下對洪洞大槐樹的想象和記憶。具體而言，一方面要從洪洞外部考察，探究不同地方的人、在什麼時候、為什麼要說祖先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另一方面，也要從洪洞內部來考察，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麼樣的特質會被數不清的人認定為祖先發源地，成為無數人魂牽夢繞的家園。
在洪洞作為“真實的故鄉”之外，究竟還有哪些地方的人、在何時、為何要說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對此問題的探究，趙世瑜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認為：“這個看似虛構的傳說使我隱約感覺到族群關係與大槐樹傳說的關係。在南宋時期，中國北方被女真人佔領，金被元所滅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遷回東北黑山白水之間，大多數人留在了華北，定居下來，在元朝時期，蒙古人又進入中原，北方經歷一次比較長時間、大規模的民族融合，到明朝時開始重塑漢族正統，人們要想辦法證明自己的族源，但實際上已經不能說得很清楚了，因此到這個時候人們就需要塑造一個祖先的來歷，甚至是一個祖先來歷的象徵。”（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20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在這裡，洪洞被賦予漢族正統性的標籤，也成為一個特定族群形成中的共同符號。金元時期華北複雜的族群關係在這個傳說中得以體現，也成為這個事件背後暗含的歷史真意，並在幾百年後的晚清民國之際被重新喚起，承載了重要的時代意義。
三、夢裡故鄉：洪洞大槐樹的象徵意義
循著這些頗有見地的視角，我們或許能夠從洪洞大槐樹現象中解讀出更多的歷史資訊。“北有大槐樹，南有石壁村”，這句廣泛流行的民諺的意思是說，北方漢人的祖根系于山西洪洞大槐樹，南方客家人的祖根系於福建寧化石壁村。洪洞大槐樹之所以成為北方漢人心中想象的家園，不僅與華北當時的社會情境有關，也與洪洞本地的地方傳統和民國年間洪洞士紳的“再創造”有很大關係。“傳統的發明”雖是近年來的一個時髦語，只不過在歷史上卻是週而復始地發生著。
民國三年，曾任山東縣令的洪洞人景大啟聯合當地士紳賀柏壽等倡修大槐樹遷民遺址和編撰《古大槐樹志》。他們“建立碑亭，建立巨坊，新構茶室”，初步形成了遷民遺址的雛形。與此同時，他們還纂修了《洪洞古大槐樹志》，排印百餘本行世。1931年，柴汝珍又在舊志基礎上重新編輯，匯為《增廣洪洞古大槐樹志》一書。遺址的修建不僅將民間傳播的大槐樹移民傳說變成了有跡可尋的遺蹟，而志書的記載又成為日後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依據。
一種傳統的發明或再發明，都是特定時代的歷史所致，也是當時懷有不同目的的各類人群博弈的結果。民國年間洪洞大槐樹移民再次成為關注焦點與當時的“民族——國家”思潮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賀柏壽在《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中寫道：“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源者，宜及時表彰，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大槐樹，處之待於楬諸者，顧不重哉。”1931年時任知縣的柳蓉在為增修的志書撰寫序言時也說：“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敢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揚國爭光，晉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聲而記遺愛。”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反滿思潮和“民族——國家”思潮是洪洞大槐樹舊話重提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因此，民族凝聚力也成為洪洞大槐樹移民最重要的文化內涵。
其實，放在洪洞地方歷史的脈絡中看，民國年間大槐樹移民的“再發明”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這裡一直有做“地方史”的傳統，這些又都與洪洞所處的山西南部這一特定地域文化緊密相連。山西南部以及從廣義上說的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有中華民族發源的“直根”之稱。這裡的歷史從先秦以降是連續不斷的，伏羲、女媧、黃帝、炎帝、堯、舜、禹等遠古聖王在這塊土地上留下許多遺蹟和傳說，該區域從上古至近代的歷史與這些古老象徵資源的再創造始終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洪洞士紳一直在力圖接續這一傳統，從明初朱元璋禮法之治背景下對皋陶、師曠的塑造，到晚明華夷之辯及道統論思潮下對皋陶的再塑造，最後到晚清民國“民族——國家”建構下對大槐樹的利用，洪洞形象一步步地凸顯出來。由於地方始終在國家主流話語下對“文化傳統”進行靈活地闡釋和塑造，因此洪洞形象逐漸超越地域本身；也正是因了士紳在地方上不斷製造國家認可的主流話語，洪洞的影響才在傳播中逐漸遞增，最終成為數千萬人認定的“故鄉”這樣一個特定的象徵。
因此，與其說洪洞大槐樹是一個具體的祖先發源地，毋寧說它更是一個抽象的“故鄉”的象徵性符號，是中華民族“文化之根”的象徵地之一。它既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又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象徵。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在晚清以降民族存亡的歷史關頭，大槐樹移民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蘊和凝聚力發揮了重要的合群衛國的歷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