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武術：玉女拳、峨眉刺與女俠無關

　　明清兩代，峨眉派武術進入鼎盛時期，英才輩出，拳法更為精湛，刀槍劍戟等兵器技法也爐火純青，峨眉派在傳承中善於吸收和融合其他門派的功法，也給其他門派輸送了血液。

　　岩石迸裂驚沙走

　　明代和清代，峨嵋派武術進入鼎盛時期，英才輩出，高手林立，其拳法更為精湛。明人唐順之的《峨嵋道人拳歌》，生動而形象地描述了明代峨嵋派拳術術的高超技藝，從起勢到收勢的全過程，其神態、勁力、身法、擊法、呼吸、節奏等各個環節，都記敘得細緻入微。他用“忽而豎發一頓足，岩石迸裂驚沙走”贊其硬功卓絕;用“百折連腰盡無骨，一撒通身皆是手”頌其軟功柔韌;用“去來星女擲靈梭，夭矯天魔翻翠袖”形容其動作敏捷;用“險中吳巧眾盡驚，拙裡藏機人莫究”概括其伸縮開合，變化自如，可謂精深之至。

　　除了拳術和氣功，峨嵋派的刀槍劍戟等十八般兵器的技法，明代時也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在中國武林中，峨嵋派的劍術和槍法是最著名的。據傳，峨嵋劍是僧人在“白猿二十四法”的基礎上逐步完善的，動作嚴謹，招式兇猛，擊法明快，以巧取勝。民國時期，清音閣李真法師內功深厚，劍術尤精，有“峨嵋劍仙”之譽，其門人遍及甘陝。明代著名軍事家、武術家程衝鬥撰有《耕餘剩技》，記述了“峨嵋槍法”、“白眉棍法”等技藝。清康熙年間，曾經師從朱熊佔學習峨嵋槍法的明遺民吳殳著《手臂錄》，精確地闡述各種槍法，其中寫道“西蜀峨嵋山普恩禪師，祖家白眉，遇異人授以槍法，立機穴室，峨習兩載，一旦悟徹，遂造神化，遍遊四方，莫與駕並。槍法一十八札，十二倒手，攻守兼備，破諸武藝。”可見其變幻莫測，精妙絕倫。在峨嵋槍法中，有治心、治身、動靜、攻守、審勢、戒謹、倒手等技法，大大豐富了峨嵋武術的理論。

　　一樹、五花、八葉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峨眉山大坪寺僧創編“浪子燕青拳”；1790年，山僧模仿青龍白鶴之勢，創編“六乘拳”；嘉慶年間，龍神堂極善法師從山上黑龍江的湍急迴旋水勢得到啟發，花十年心血創編出拳剛、掌巧、腿多變的“鳥龍拳”。清末，仙峰寺神燈長老和紫芝洞清虛道長，與大江南北各派武林高手交流。爾後回峨眉山苦心編出“峨眉子午門武術”，以多在每天子、午二時練習而命名。以子午拳為代表，還有子午槍、子午刀、子午劍、子午棍等器械技法。又有碧雲、靜雲二道長創“八卦拳”，光緒三年(1877年)付雲和尚創“虎爪拳”。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記室”(秘書)何崇政(名山人)，兵敗落難後削髮為僧，法號湛然，來往於川西、川東，以哥老會的組織形式結交八方豪傑志士反清。他曾在峨眉山居住多年，撰有《峨眉拳譜》，開篇有詩“一樹開五花，五花八葉扶。皎皎峨眉月，光輝滿江湖。”其中“一樹”指峨眉武術，“五花”指巴蜀的五個片區，“八葉”指四川武林中“僧、嶽、趙、杜、洪、化、字、會”八個門派。說明峨眉派武術博採眾長、流傳之廣和門派之眾多。

　　峨眉派中有一種獨特的器具峨眉刺，形似女人的髮簪，在特定條件下可作為刺殺武器；還有玉女拳等功法。有些武俠小說將這些神奇功法和器具加以渲染，甚至借虛構的武林高手之口，推衍出峨眉派武術為尼姑、女俠開創，使不少人對峨眉武術源流產生誤解，需要正本清源。

　　道僧共創內外兼修

　　與少林派、武當派比較，峨眉派特別強調內外兼修。其實這三大派各有精微造詣，都講究內修外煉、體用兼備，只是程度不同。少林派由僧人所創，大開大合，硬攻直上，以腿法著稱，善於先發制人，屬於外家拳；武當派系道士所創，以靜制動，以柔克剛，動靜結合，借力打力，屬於內家拳；而峨眉派則為道、僧共創，更注重內外兼修。從“峨眉十二樁功”和“天罡指穴法”可看出，它既重視內氣修煉，又講究形體結合，似快而慢，似柔而剛，剛柔相濟。

　　峨眉派在傳承中善於吸收和融合其他門派的功法，也給其他門派輸送了血液。隋代末年，雲遊到峨眉山的河南少林寺武僧雲曇，曾將少林拳法傳授給峨眉僧人。明代洪武年間，著名道士張三丰曾到峨眉山傳道，並向峨眉僧人學習火龍拳、通臂拳等，爾後創編了內家拳。武當內家拳“六路十段錦”的歌訣，笫一句便是“佑神通臂最為高”，道出了它與峨眉通臂拳的密切關係。清乾隆年間，善擒拿術的江西武術大師杜觀印，來四川傳授過“杜門拳”。光緒年間，桂林周大俠到峨眉山與武僧共創“字門拳”。

　　峨眉派武術的歷史資料零星而分散。有些明清時創編的拳術或其他套路，往往託名唐宋或更早的高人，所以更加撲朔迷離。從有限資料勾勒的梗概中，我們已經感受到峨眉派武術源遠流長，枝繁葉茂。它經過一代代武林人士潛心研究、艱苦砥礪，不斷豐富創新，逐步走向完善。

　　在民國，武術迎來了黃金時期，也恰恰是在民國，武術與西方體育有了相互的對沖和碰撞，而武術也在其間更加體育化。

　　關於武術體育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民體育實施方案》，《方案》將武術稱為國術，認為它是為我國民族固有的身體活動方法。一方面可供給防身自衛技能，另一方面是鍛鍊體格之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為：所謂民族之傳統體育者，即我國固有之武術也，不獨在運動上具有相當之價值，且對於自衛上有顯著之功效。”（《中央國術館成十五週年紀念宣言》）。

　　儘管很多人認為武術競技化既是消解武術整體性的過程，亦是一條去文化之路，但武術的體育功能一直被人認可。不過在武術黃金時期的民國，武術逐漸體育化也恰恰離不開一場論戰，這也是西方近代體育與中國傳統武術兩種異質文化之間最為明顯的對峙和衝突。

　　1914年，當時的濟南衛戍司令官馬良邀請各派武術專家修訂的《中華新武術》獲民國教育部的審定推行，迅速進入學校，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當時紛紛揚揚的武術熱。但也隨即引發爭議，這一爭議後來發展成為近代中國體育史上著名的“土洋體育之爭”。

　　這是一場以現代西方體育和以武術為代表的本土傳統體育，二者究竟誰應成為中國體育的主流的爭論，前後延續了將近20年。

　　對於這場爭論有支援，有反對。此時，新文化運動已蓬勃興起，傳統文化正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批判。因受“庚子拳亂”的負面影響而沉寂已久的民間武術又活躍起來，而且是一面高揚“數千年秘密之絕技”的旗幟，一面又借用西洋與東洋的“體操”、“體育”之名出現在社會上，並且堂而皇之地走進學校，這個現象立即引起魯迅、陳獨秀等新文化領軍人物的關注與批判。

　　魯迅是最早作出激烈反應的人之一。1918年11月15日，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隨感錄第三十七》，對“新武術”、“中國式體操”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語雖尖刻，但他的確抓住了問題的要核之處：“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裡竭力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是‘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魯迅懷疑“教育家”們提倡“新武術”與“滿清王公大臣”提倡的“義和拳”，實際是一脈相承，本質是封建文化；“體育”無非是個名號，最終還會墮入“槍炮打不進”的愚昧境地。在體育作用上，他更鐘情西洋體育，對“武松脫銬”一類“把戲”表示鄙夷。與魯迅相呼應，陳獨秀的批評之聲同樣尖銳且更具體。1918年1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撰文攻擊馬良的新武術“和義和拳一模一樣”。

　　而1932年劉長春在洛杉磯奧運會賽場失利後，土洋體育的爭論從未停息。1932年8月7日，天津《大公報》就劉長春失利的問題發表社論，提出讓全體國民脫離洋體育，迴歸到土體育上。《大公報》一向以社評著稱，此文在國內體育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先是8月11日，中央國術（武術）館館長張之江率先撰文響應，提出要把中國傳統的武術普及，並列舉了武術的種種優點。

　　而體育類的專業刊物《體育週報》則反對《大公報》的社評，提出洋體育的種種好處，並指出了不管土體育洋體育，只要適合國人，就應該發展，不能因噎廢食。此後，不斷有人撰寫文章繼續論戰。

　　這場幾十年之久的論戰也從另一個側面加速了武術與現代體育的融合。無論是國術館還是民間的武術社團以及學校，都逐漸把現代體育的競技規則等等融入了武術之中。於是，在教授方式、競技化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武術的體育功能也越發凸顯開來。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14年1月16日B08版 作者：朱軼 原題為：一場持續幾十年的土洋論戰

　　記得幾年前我們來到緬甸小城大其力，恰逢傣族“水燈節”的前夜。婦女們坐在屋簷下，忙著做水燈。男人們卻迫不及待地敲鑼打鼓，舞動犄角高翹的紙紮水牛，在街上四處歡慶。身穿黃色袈裟的小沙彌，手裡捧著水燈和各種供品，排隊走向寺廟，向神靈祭拜。

　　有趣的是當地的緬族人不過水燈節，而是過“小偷節”。在這一天裡，喜歡順手牽羊的人，可以不再像平時那樣擔驚受怕。人們對於小偷也格外寬容，看見他們出入家門，故意拿走一些食物飲料和小東西，只是笑笑，若無其事。

　　我起初以為這或許是生活必需品匱乏的年月，人們相互間的一種精神調劑，或者是顯示了緬族人性格的幽默。後來才知道，在中國的很多地方，早就有這種“儀式性的偷取”。

　　一般來說，是在每年元宵節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不僅州官能放煙火，也容許老百姓點燈，人們便“相偷為戲”。《魏書》中有關於“禁十五日相偷戲”的記載。而在崇禎八年刊行的《帝京景物略》裡，則載有金元時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的文字。意思是說，在元宵佳節的三天裡，不僅容許偷盜物品，甚至連妻女為人所竊都不以為忤。明清時期，對於元宵節的“偷竊”行為，人們仍然採取十分寬容的態度。清初查嗣瑮的《燕京雜詠》中寫道:“六街燈月影鱗鱗，踏遍長橋摸鎖頻，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門猶有放偷人”。原來，相偷為戲既然是一種大家參與的民間習俗，偷東西與放小偷，就成為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在火樹銀花、明月逐人的元宵節，人們並非為了徹底擺脫日常法度與禮典的規範，而只是故意挑逗這些約束，使得元宵節的“鬧”愈加帶來歡笑。

　　在太湖流域的許多水鄉古鎮，以前普遍有元宵節“偷青”的習俗。有的是偷取別人蔬菜園裡幾棵青菜，如果得到主人的譴責，被認為是一種吉兆。有的是特意偷取小蔥，給孩子餵食，覺得這樣孩子就能“聰(蔥)明”。還有一些地方，婦女們在元宵節觀看燈月“走三橋”，是為了免除百病。而偷摘人家的菜葉，拍打肩背，會更加有效。如果女子偷竊到了別人家的豬食盆，遭到主人詬罵，心裡還會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是生男孩的徵兆。

　　這種在“元夕偷青者以受詈為祥，失者以不詈為吉”的習俗，並不是為了倡導偷竊，給偷竊罩上民俗的外衣，使之合法化、正當化。在特別的節慶日子裡反常、非禮的行為，無論偷、罵或者放，都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儀式，體現了人們的諧謔意趣和寬容情懷，是對自我封閉、以鄰為壑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