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嘉靖進士,隆慶元年入閣,是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穆宗死後,他和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萬曆初年,神宗年幼,國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後當國十年,為人善謀,獨攬朝政,是明代最有權威的一個首輔,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當政期間,面對吏治敗壞,財政危機,賦役不均,軍心渙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雷厲風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嘉靖進士,隆慶元年入閣,是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穆宗死後,他和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萬曆初年,神宗年幼,國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後當國十年,為人善謀,獨攬朝政,是明代最有權威的一個首輔,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當政期間,面對吏治敗壞,財政危機,賦役不均,軍心渙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雷厲風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根據史料記載,張居正沒有貪汙,並且家人也都作風清廉。
萬曆在張居正死後抄其家產,當地官員一聽說就立刻封了張家,等到查抄的專員從北京趕到湖北張家,張家有不少餓死的人。可見,張家沒有多少糧食食物等儲備。在查抄家產後,查不出比張居正俸祿多少財產,查抄人員疑是家人轉移家產,迫得兒子自盡也沒有任何收穫。
由此可見,不僅張居正沒有貪汙,就連他家人的生活作風也很好。和同時代的嚴嵩、徐階等比,實在是差別太大。
張居正塑像
明史學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萬曆新政的成功取決於三個人:一個是張居正,一個是皇帝的生母李太后,還有一個是大太監馮保,並將這三個人稱為權力鐵三角。
不可否認,沒有李太后和馮保的支援,張居正不可能這麼順利就當上內閣首輔,而他的改革也就更不可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所以說,張居正的成功和萬曆新政的成功是離不開李太后和馮保的,他們不僅是張居正向上攀登的梯子,也是支撐張居正走向成功的基石,同時更是改革得以實施的中堅力量。
馮保與張居正結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有同一個政敵——時任首輔高拱。張居正當時的形勢並不樂觀。那時候,高拱擔任內閣首輔,張居正任次輔。高拱雖是個能臣,但也是個權力慾很強的人。他驕傲獨斷,根本不把張居正等其他閣臣放在眼裡。他只容許張居正以副手的身份在內閣馴順辦事,這讓胸懷大志的張居正恥居人下,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而且兩個人的關係已經惡化,相互猜忌而且互相戒備。但是,照當時的局勢而言,以張居正的實力還無法挑戰高拱,不僅升任內閣首輔遙遙無期,而且很可能因為與高拱的矛盾激化。馮保是李貴妃母子身邊的紅人,是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這種自身難保的危急形勢下,不管張居正是否願意與一個宦官勾結,他與馮保的聯合都是必然的選擇。
對馮保而言,因為一再受到高拱的遏制,對其懷恨在心,一心想要除掉高拱。但是,馮保自知勢難容於高拱,選擇張居正作為政治同盟也成了勢所必然。
張居正與李太后的合作,史上有很多說法。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明朝萬曆時期的張居正改革中,李太后對他的支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萬曆初年“主少國疑”,內閣又與司禮監發生權力之爭的動盪局勢下,李太后撤換司禮監掌印太監,將孟衝換成馮保,稍後又撤換了內閣首輔,將高拱換成了張居正。她提拔、倚重張馮兩個人,並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內閣與司禮監協調一致的體制,穩定了當時的政局。在後來的改革中,李太后也是全力支援張居正。正是因為李太后的支援,張居正才得以大刀闊斧的推行萬曆新政。
她對張居正的賞識也贏得張居正對她的尊重,在張居正剛上任時,就為李太后做了三件事,讓太后對他異常滿意和信任。首先就是力排眾議,給隆慶皇帝的兩位遺孀上尊號。其次是認真教導李太后的兒子也就是萬曆皇帝,對他疼愛有加。最後,投李太后崇佛之所好,幫助其修建廟宇,並藉此為之歌功頌德。
可以說,李太后就是張居正的權力源泉,張居正需要設法維護這種權力關係來鞏固李太后對自己的信任,繼而實施自己的改革計劃,而李太后需要張居正來穩定政局和維護自己的地位,他們的聯合是必然的,也是明智的。
但是,作為深居後宮的太后,她與張居正的接觸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所以,她需要一個足以信賴又可以自由出入皇宮的人來傳遞資訊,這個人就是司禮大太監馮保。因此,三個人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團隊。
儘管我們承認英雄創造歷史,但政治不是一個人的事業。縱觀歷史,凡成就偉業者,除了有一位膽識超常的領袖,還得有一個互相信任的精英團隊。萬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夠迅速推開並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為有李貴妃、張居正、馮保這樣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鐵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