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地補償企業不給怎麼辦

　　企業不給徵地補償款村民可以向上級政府控告或者起訴企業。國家建設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

　　員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公司應該給員工辦理退休手續。不給員工辦理退休的行為是違法行為。可以到當地的區勞動仲裁部門透過仲裁解決。

　　根據國家勞動部門辦理企業職工退休的相關規定：“企業職工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即男（包括幹部）年滿60週歲，女年滿50週歲，女幹部年滿55週歲，企業應按照國家規定辦理退休手續。已達到法定的退休年齡，單位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辦理時間。

　　法律依據：

　　《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檔案規定的，現行退休年齡是，男性60週歲，女幹部55週歲，女工人50週歲。

　　 近日，國家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制度作了修改。雖然目前具體修改條款還未可知，但有業內專家推測，此次修改，主要內容是提高徵地補償數額，提高額度可能至少為現行標準的10倍。有專家表示，修正案草案獲得透過，也為《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的儘快出臺鋪平了道路。

　　十八大報告專門提到了改革徵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這是徵地制度改革內容首次寫進黨代會報告，被輿論稱為“國家已經將徵地制度改革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如今我們已經看到徵地補償標準將要提高的訊息。可見，提高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標準，乃水到渠成、眾望所歸之舉。

　　有網友把一些地方的徵地補償比喻為，“徵你一頭牛，補你一頭豬；徵你一隻羊，補你一隻雞；甚至徵你一頭牛，補你一隻雞。”此言非虛！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就說過，一畝地補償農民15萬元，但政府轉手出讓可以獲得150萬元的土地收益，這種徵地其實是對農民的傷害。北大教授姜明安的舉例更讓人觸目驚心，“政府以一畝地6萬元的價格徵收後，轉手就可以透過招拍掛賣給開發商，價值600萬元，巨大的價差導致了矛盾頻發。”徵牛補雞，自然讓農民不滿。調查顯示，過低的補償已經成為矛盾發生的誘因。結束“徵牛補雞”的失衡格局，提高徵地補償標準，才能更好地維護農民權利。

　　提高徵地補償的標準究竟有多高，也許只有《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出臺後才有準確的答案。不過，目前專家提供的一種說法是，“提高額度可能至少為現行標準的10倍”。為何是10倍？有沒有可能更高，或者說會不會設定統一的標準，尚不可知。其實，提高徵地補償標準，何必拘泥於具體的倍數？

　　要更好地保證被徵地農民的權利，應該從三方面著手。其一，尊重農民的話語權、議價權。徵地時不能霸王硬上弓，哪怕是為了公共利益，也應該充分徵求農民的意見，對徵地補償金的接受度。其二，應該參照或根據市場定價的原則補償農民。如果一畝地在市場上可賣1000萬元，原來的補償標準是每畝8萬元，即便提高10倍，對農民來說仍然吃虧。其三，還應該制度兜底，使農民免於“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地沒了，補償金又少，且農民工無一技之長，他們何以安放自己的人生？在就業、保障上發力，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還應該看到，尊重農民的話語權和按市場標準補充被徵地農民，並不意味著這塊地值多少錢，就給農民多少錢。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被徵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並非農民的私產。因此，如何平衡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就需要一個制度化的安排。姜明安認為，可以以以交易稅調節農民賣地收入，“如果所有賣地的錢都給農民，政府就沒有資金改善醫療、民生建設等方面，所以600萬的賣地錢，徵收土地交易稅300萬元，農民還是樂意接受的。這樣的做法，減少矛盾，政府也有獲利。”這種思路是否可行，尚待熱議，但釋放的資訊，不能不關注。

　　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交易，農民可以流轉自己的部分或全部集體土地，如果農民有了最充分的話語權和決定權，勢必更有利於維護自身權益，但這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深入改革。不管怎麼說，提高土地補償標準，都是大好事，能夠推動農民的權利更好地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