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中國”的由來（一）

　　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 據，是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 國，自之闢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 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 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 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 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 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 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 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充套件到原來幾個國的範圍。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 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範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 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範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 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 之多。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 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 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前面提 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

　　《周易·繫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河圖洛書總能名列其中。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爭議的話題之一。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本是為了應證帝王統治合法性的祥瑞和證據；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和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如同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說：“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說，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說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然而據考證，《洪範》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說不同。可見，《尚書》中所記載的“河圖”與“九疇”，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論語》中有關河圖的記載，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所說，“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可謂國寶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鳳鳥不再到來，河圖也不再出現，那麼，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 《易傳》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繫辭上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句話是說，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道原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中，“河圖洛書”究竟指代什麼？聖人依其所“則”的又是什麼？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聯絡全文來看，“河圖洛書”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後意思說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此其意是說，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義。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體是不會錯的。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

　　東漢疆域

　　東漢是西漢貴族的復辟，可是有一些相當重要的改變。這個王朝的核心地區和西漢王朝的核心地區， 基本上是一樣的。精耕細作的農業制度，經過西漢的發展，構成中國經濟的基本形態。這種經濟制度，最重要的資源是勞動力，以此來調動資源和增加農產品附加值，這種制度建立在完善的道路系統上。靈活的 市場交換，施行察舉制度的文官系統，在東漢發揮了更靈活的訊息回饋作用。

　　漢代的地方層次，因此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可相對而言，這並不是民主制度意義上的自治，必然造成地 方勢力集團的膨脹。漢代地方的巨室大族，就是這種地方勢力集團，可能延續好幾代。於是，本來可以有 助於中央地方平衡的機制，卻轉變為地方力量的坐大。再加上中央為了強化對地方的控制，在郡的上面添 上了一層監督郡縣的“州部”，可是“州部”權力的制度化，反而使每一個州有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分割中 央的權力。發展到後來，十三個州就不再是代表中央來控制地方，而是挾制地方，挑戰中央。

　　東漢的外患也是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留在草原的南匈奴，本來和漢朝相當友好，可是在西部又出現新的 力量。在河西走廊一帶一直到青海大草原，出現了一些不太大的部落，當時稱為羌人，他們正好扼住絲綢 之路的交通要道，對漢朝的國際貿易及漢朝與西域的交通都形成威脅。這一批人數不多的羌人，並沒有很嚴密的組織，卻為漢朝增加了不少困擾。

　　可能由於氣候改變的關係，草原上的民族（包括匈奴）慢慢地向南移動；核心地區的漢人，也許因為人口增加，也許因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動。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當時中國東方和中南部出現長期的瘟 疫，究竟是什麼疾病現在已經不清楚，至少可以判斷的是天花和某種從中亞傳入的不知名的疾病，除此之 外還有多種疾病共同作用。這些疾病在氣候比較溫和與潮溼的地區蔓延很廣，維持很長時間，造成人口的 大量變動，少數民族地區最受影響。在東部和中部的漢人地區，可能因為死亡的威脅，人們都想逃避，於是侵入今天湖南、江西直到廣東少數民族居住的山地，造成許多糾紛。漢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武裝力量， 一方面企圖制伏羌人，另一方面也想開啟南方。帝國的資源，因為這兩項持續很久的戰事，也頗為緊張。

　　前面說過，十三州部的逐漸獨立，使中央能夠運用的資源相對減少，以至於西面和南面本來規模不大的戰爭，卻使得中央政府疲於奔命。兩漢對比，制度上一點小改變，就可以使得帝國承受壓力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

　　從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之間，全球氣候發生變化，與以往相比各處都變得更為寒冷，在中國北方地區寒冷氣候出現得更早。東漢中期幾次大規模打擊匈奴的時候，恰逢北方溫度劇降，以至於匈奴人大批的牛羊死於大雪，連牛犢、羔羊都接不上明年的春天。同樣寒冷的西北地區，羌人和其他的少數民族也大量滲透進入漢族地區，甚至取代了當地居民，其根本原因也是氣候變化。所以在東漢末年，西部邊防軍董卓跋扈， 啟動了東漢的崩潰；而中原東部，在今天山東、河南和蘇北地區爆發的黃巾軍起義，卻是宗教教派發動的 大規模變亂。這一地區，在中國也是比較寒冷的地方。稍微南部一點的百姓可以向更南移動，而這些華北的老百姓，後面有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前面無路可走，又有宗教信仰作為結合的動力，於是大規模的“ 黃巾之亂”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