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兼愛是墨家學說中最大的亮點，那麼，尚同就是其最大的敗筆。正是這一敗筆，讓我們很難認定墨子究竟是個好醫生，還是壞醫生。因為他這兩副藥方是自相矛盾的。“病人”一齊吃了下去，是死是活，沒人知道。
墨子的藥方怎麼開出來的？源於他對當時社會之病的診斷。《墨子·兼愛上》說：“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墨子·尚同上》則說：“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顯然，在墨子看來，天下大亂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不相愛（起不相愛），二是社會缺領導（生於無政長）。缺領導，社會就會處於亂七八糟的無政府狀態，這是遠古的情況。不相愛，社會就會處於自相殘殺的戰爭狀態，這是當時的情況。因此，墨子開出兩副藥方，針對不相愛的是“兼愛”，針對缺領導的是“尚同”。
墨子這話，有點不好理解。從啟廢禪讓，到墨子在世，世襲的君主制，大約已
合格君主的第二個條件，是要“瞭解民意，尊重事實”。孟子和墨子一樣，也是主張賢人政治的。他理想中的治世，就是“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公孫丑上》），與墨子的主張沒什麼兩樣。但是，孟子的選賢，卻不是君主、長官、上級一個人說了算，不是墨子說的“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而是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然後進行調查研究。孟子說，選拔官員，國君身邊的人都說好，不算（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將軍大夫們都說好，也不算（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人民群眾都說好，就可以考察了（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考察下來發現確實好，才任命（見賢焉，然後用之）。也就是說，聽民意，講事實。選賢如此，殺人也一樣，一定要“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只有這樣，才“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也才是合格的君主。
合格君主的第三個條件，是要“尊重民權，對等交流”。孟子認為，人與人，都是一樣的。即便是君臣，也要相互尊重。這話
關於三年之喪的辯論，則誰也沒能說服誰，不歡而散。據《論語·陽貨》，有一次，宰予跑去對孔子說，三年之喪，這時間也太長了吧？照學生看來，有一年也就足夠了。為什麼一年呢？因為陳米吃完（舊谷既沒），新糧登場（新谷既升），就是一年。打火用的燧木，春夏秋冬，各取一種。一個輪迴（鑽燧改火），也正好一年。所以一年合適。
這無疑是對禮樂制度的直接挑戰。但宰予不愧是言語科的學生，話說得理直氣壯。宰予說，為什麼要反對守喪三年？因為“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壞樂崩一詞即出典於此）。三年之喪既然會導致禮壞樂崩，當然應該改革。
宰予的話說得有理有據，孔子無法正面批駁，便問：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細糧穿絲綢，心裡好過嗎？宰予說，好過呀（安）！這下子孔子無話可說了，只能氣呼呼地對宰予說：“女（汝）安則為之！”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樣做好了！孔子接著說，一個君子，在他居喪的時候，因為悲痛萬分，食不甘味，寢不安眠，聽音樂不覺得快樂，這才要披麻衣、吃粗糧、住草廬。你既然心裡好過，你就吃你的細糧，穿你的絲綢，聽你的音樂好了！
聽了孔子的話，宰予一聲不吭就出去了。這時孔子說：宰予真是不仁呀（予之不仁也）！一個小孩子，生下來三年以後，父母親才不抱他了（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三年之喪”，是“天下之通喪”。宰予這人“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最後這句話，也有各種翻譯。一種是生氣的口吻：宰予難道就沒有從父母那裡得到過三年之愛嗎？意思就是：他怎麼可以批評三年之喪？第二種是惋惜的口吻：宰予不也從父母那裡得到過三年之愛嗎？意思就是：他怎麼會去批評三年之喪？第三種是同情的口吻：宰予恐怕是沒有從父母那裡得到過三年之愛吧？意思就是：要不然怎麼會批評三年之喪？但不管哪種解釋，“三年之喪”都源於“三年之愛”。
孔子的這個說法，後來遭到了墨子的猛烈批判。墨子說，用三年“乃免於父母之懷”之類的說法，來解釋三年之喪，這實在是太可笑了！小孩子依戀父母，是因為不懂事（愚之至也）。所以他們找不到父母，就會號啕大哭。儒家的智商，難道就是小孩子的水平（《墨子·公孟》）？這個批判，當然很機智，卻也未免把孔子看簡單了。其實孔子的意思，是所有的愛都必須得到報答。父母親抱了我們三年，我們就應該為父母守喪三年。這就是愛和愛的回報，也就是“仁”。沒有這份愛心，就是“不仁”。仁為禮樂之本，有仁愛就有禮樂，反之則無。所以孔子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話直譯過來就是：明明是個人，卻沒有愛心，那他會拿禮怎麼樣，又會拿樂怎麼樣？不當回事唄！
事實上也是不當回事。比方說，“八佾舞於庭”。佾，音義，也就是樂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用幾行，就叫幾佾。我們知道，古代的樂舞，並不簡單的只是藝術，它也是政治，是倫理，是禮。所以，佾，不是可以隨便用的。按照周禮，天子八佾，也就是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另外也有一種說法，是每行的人數與佾數相同，叫做“行數人數縱橫皆相同，故曰佾”（《字彙·人部》）。如此，則天子八行，六十四人；諸侯六行，三十六人；大夫四行，十六人；士二行，四人。超過這個規定，就叫僭越。可是，魯國的大夫季孫氏（可能是季平子），卻公然用了天子的禮儀，讓六十四人排成八行在庭院裡演出樂舞（八佾舞於庭），這就是極其嚴重的僭越了。因此孔子憤怒地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這話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如果這樣的事都能忍心做出來，還有什麼事做不出？另一種是：如果這樣的事都能容忍，還有什麼不能容忍？這就是“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顯然，禮樂的根本，就是“仁”，也就是愛心。有沒有愛心，是每個人自己的事。能不能實踐禮，也是每個人自己的事。這就叫“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因此，禮壞樂崩決不是禮樂制度出了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性出了問題，是人心出了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找回愛心，讓世界充滿愛。
問題是：找得回來嗎？
孔子認為找得回來。因為愛心就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仁的基礎也在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這就是“親親之愛”，也就是對自己的親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愛。這種愛，是與生俱來、天然合理、無需教育、不證自明的，也是最真實、最可靠的。《論語·子路》所記孔子與葉公的對話，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葉，音射，楚縣名。楚國的縣官，大的叫公，小的叫尹。葉公，就是葉縣的長官。葉公對孔子說，我們那裡，有一個很“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就去舉報（證之）。孔子說，我們的“直”和你們不一樣。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這就是直，就是真實、坦誠、直率（直在其中矣）。
這話我們聽不懂。要說“子為父隱”是孝，“父為子隱”是慈，還講得過去，怎麼會是直（真實、坦誠、直率）呢？原來，孔子理解的真實，與我們今天講的真實不一樣。我們今天講的真實，是科學的真實，事實的真實，物理的真實。孔子講的，則是道德的真實，情感的真實，心理的真實。孔子認為，一個人親愛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實的。因此，他為親人隱瞞事實，其心理動機和情感體驗也是真實的。這是人性的真實，也是最高的真實。沒有這個真實，連人都不是，還說什麼其他？這就是孔子的真實想法。毫無疑問，這個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五節），但也有很多問題。比方說，中國人一事當前，往往“不問是非，只問親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說，學術觀點不同，往往發展為門戶之見，甚至人身攻擊，就有這種思想的影響。當然這是後話。
仁愛之心既然植根於親情，那麼，事情也就變得簡單好辦了。首先，可以對已經遇到麻煩的禮樂制度進行積極的改革。因為所有的道德規範，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都可以解釋為愛。君仁，就是君愛臣；臣忠，就是臣愛君；父慈，就是父愛子；子孝，就是子愛父。這樣一來，那些繁文縟節就能簡化為愛，統一為仁，原本難以維持的禮樂制度說不定就能維持了。第二，子愛父，父愛子，臣愛君，君愛臣，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能實現以德治國。因為當時的天下，是“家國一體”的。國，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縮小的國。在家為孝子，出門就是忠臣。在家為慈父，在國就是仁君。第三，君愛臣，臣也愛君，政權就穩定。父愛子，子也愛父，社會就安定。總之，抓住了“仁”這個根本，就天下太平。
孔子這方案看起來不錯，可惜誰都不聽他的。諸侯各國，依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魯國的大夫，也照樣“八佾舞於庭”。孔子連他自己國家的局面，都扭轉不了。能夠說一說的，也就是自己的學生。比如前面說過的冉有，是理財專家。他當上季康子的大管家（宰）以後，推行田畝稅和兵役法的改革（請參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哀公十一年》），就讓孔子極為憤怒。據《論語·先進》，孔子認為，“季氏富於周公”已是僭越，豈能再搜刮錢財，富上加富（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於是就對其他學生說，冉求不是我的學生（非吾徒也），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地去揍他（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據《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冉有他們的改革方案，其實事先是徵求過孔子意見的，但是孔子不肯表態，說孔丘不懂這些事（丘不識也）。再三問，孔子還是不說。後來季康子表示：先生是“國老”（退休的國之卿大夫），就等著先生的意見做決定（待子而行），先生為什麼不說呢？孔子還是不肯公開答覆，只是私下裡對冉有說：君子做事，依禮而行（君子之行也，度於禮），那就是施恩力求豐厚，做事必須適中，賦斂儘量微薄（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這就是孔子的意見，可惜季康子不聽，冉有好像也沒聽。
顯然，孔子對當時的社會狀態，是既痛心疾首，又無可奈何。他管不了諸侯，管不了大夫，管不了大夫的家臣，甚至管不了自己的學生。所謂“小子鳴鼓而攻之”，恐怕也只是說說而已。孔子真的很無奈。
看來孔子的藥方是不靈了。那麼，墨子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