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
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是中國武術與古典文學水乳交融的範例,是武術家與史學家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中國歷史上一管文人筆與一柄武士劍的惺惺相惜。此前,一直不能登史書典籍大雅之堂的民間壯士、勇士、俠客、劍客等各種各樣的武術家們,都栩栩如生地出現在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
讀《史記》中的刺客列傳,深夜獨坐,燈影幢幢,不覺後脊樑冷颼颼直冒涼氣。天不寒劍器寒,太史公的文字,好像在冰河裡浸泡過一樣,凜冽刺骨。以過人勇力事魯莊公的曹沫,執匕首劫得齊桓公,魯國失地一朝歸還;晉國義士豫讓有言“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漆身吞炭,妻子莫識,只為一謝知遇之恩;孝子聶政為抱知己,孤獨執劍,深入韓國,刀叢之中,萬死不辭。令人感慨至深者,莫過荊軻。後人有詩嘆曰:“此地別燕丹,壯士發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想必是讀了司馬遷的文章,愀然不能自已,於是賦詩。
當之無愧的武術家,在《史記》記載中,還有漢代將軍李廣。傳記裡,不僅記述了他膂力過人、武藝高強,更有他性格與人品的描寫:“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李廣的為人,比他高超的武藝給人的印象更深。難怪司馬遷有此慨嘆:“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司馬遷記錄的武術家,都是武術與人品交相輝映的人物,慷慨有奇氣,彷彿都是從窮街陋巷中走來,異常親切。“十年磨一劍,鋒芒未曾試。今日把試君,誰為不平事?”傳記體的《史記》對武術家、特別是民間武術家及其豪俠、仗義、扶弱、抗暴行為的認可,尤其是對他們的為人和內在品德的讚賞,直接影響了後世的文學,如小說、戲劇、戲曲、曲藝等的創作。
司馬遷墓 歷史很愛跟人開玩笑。大史學家司馬遷在一部《史記》中為無數人立過傳,使他們的生平事蹟流傳千古。然而,不知是何原因,另一位著名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為司馬遷立傳時,連傳主的生卒年月和死因都隻字不提,致使後人為著司馬遷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不停地打筆墨官司。
關於司馬遷的生年,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以郭沫若、李長之為代表的史學家,根據唐代司馬貞《史記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上那段話:“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推斷出司馬遷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二是以梁啟超、王國維為代表的史學家,根據唐代張守節《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正義》上的一段話:“遷為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推斷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當今的人名詞典上,大都從後說。要真正解決司馬遷的生年問題,還有待於新材料的佐證。
至於司馬遷的死,《漢書》本傳上只是說:“遷既死後,其書稍出。” 司馬遷是病故、被殺還是自盡,沒有透露。但公元前91年後,一直跟漢武帝東遊西走的司馬遷再也見不到其行蹤,這卻是史實。司馬遷倘若是病故,班固會秉筆直 書的,從其本傳的行文看,這一死因可排除。那麼,司馬遷的死就有兩種可能:他殺或自盡。
東漢學者衛宏在他的《漢書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 故下蠶室,下獄死。”後來,許多史籍也沿用此說。但司馬遷“下獄死”的說法亦有不可信處,明明司馬遷為了寫《史記》,受宮刑而抵死罪,怎麼又死於獄中? 《漢書》本傳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受漢武帝“尊寵”並重用,怎麼又會將其殺死呢?再說,司馬遷寫《史記》是“藏之名山”,他死後多 年其外孫楊惲才把這部名著公諸於世,當時漢武帝是不會看到《景帝本紀》的。這樣一來,又有人說司馬遷可能是自盡。
司馬遷是很重視節操的知識分子,寧死也不願受宮刑那樣的奇恥大辱, 但尊父命要寫完《史記》,他只好忍辱苟活。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冬,他寫了著名的《報任少卿書》,實際上這是他的絕命書,此書信寫後,司馬遷便消聲匿 跡了。他在信中抒發了自己遭受災難的滿腔悲憤,敘說了自己隱忍苟活的原因,講到了對死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又在書信的結尾處 說:“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他給在獄中要判死刑的朋友任少卿寫此信時,打算“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史記》已經完稿,感到再忍辱苟活便毫無意義 了,遂向朋友剖白了心跡之後,便自盡身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