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後期衰敗的原因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週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週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在明清商界綿延繁榮了500多年，是當時國內十大商幫之首。鼎盛時其足跡不僅遍及國內，還出現在日、俄、東南亞、阿拉伯乃至歐美諸國，海外貿易活動相當活躍，堪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相媲美。但為什麼晉商的商業王國最終卻沒落了呢？讓晉商文化為你解答。

　　晉商曾在明清商界馳騁長達5個多世紀，足跡不僅遍佈中國大陸，而且遠涉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壟斷了對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經營專案廣泛，尤以金融業名震海內外，幾乎壟斷了全國的金融匯兌，山西票號被稱為“匯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譽為“第一商人”。

　　晉商活躍時期之長，範圍之廣，積累財富之巨，影響之大，在中外商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際，曾經在明清商界縱橫馳騁，叱吒風雲達5個多世紀的地域性大商幫——晉商卻步入了整體性的衰敗之路，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慨嘆、教訓。

　　晉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內部因素。首先我們從外在因素來分析，主要有三點：

　　第一，清政府對晉商的肆意壓榨，使晉商不堪重負。中國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國家歷史悠久，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秩序和小農經濟結構基礎，往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清末，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衰落，政府對商業控制雖相對減弱，但對商人的壓榨卻愈加苛重。商稅的濫徵、重徵僅僅使商貿成本加大，利潤減少，競爭能力減弱的話，那麼捐輸攤派的掠奪則使晉商流動資金減少，給晉商發展帶來很大困難，傷了元氣。

　　第二，清王朝腐敗無能，使晉商在同外商競爭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透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而清政府軟弱無能，毫無對策，晉商競爭力大為削弱。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災害、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使晉商失去了安全的經商環境。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自然災害，社會動亂、外敵入侵連綿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頻，世所罕見。天災人禍使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購買力下降，這樣商品貿易額必然隨之減少；不穩定的社會秩序，還使正常的商貿活動受到侵害，商家被搶、商隊被劫。

　　提及山西曆史，在明清兩朝稱雄商界、足跡遍及天下的晉商無疑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就算到了今天，講述晉商故事、解析晉商文化的書籍依然熱銷，有志在商場一搏的人都希望能從中汲取經驗。那麼就讓小編為你簡析晉商發展的原因，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晉商是在明初興起的。導致晉商興起的最重要的條件是明朝為防範蒙古人的戍邊措施。1368年建立的明朝，把蒙古統治者驅逐出了中原大地。為了防範蒙古人騷擾和入侵，明王朝從東北的鴨綠江直至西北的嘉峪關一線秣馬36萬、厲兵八九十萬，設立了九邊重鎮，這就人為地造就了一個高額的消費區。

　　為解決這些兵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進重鎮的山西的大商小販，捷足先登，蜂擁而至，操起販運各種貨物的生意。晉商主要是做“食鹽”生意崛起的。因為明王朝最初實施“開中法”，即商人輸糧供邊塞軍士食用，王朝付商人鹽引，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由於鹽是專賣品，獲利頗豐。

　　晉商抓住時機，以地緣優勢，借“開中法”捷足先登而興。當明政府頒佈開關互市令後，他們進一步與關外各民族展開貿易，互通有無。一直到清朝前期，晉商用牲口馱等傳統方式由江南展轉向蒙古、俄國販賣茶葉，也發了大財。

　　此外，得天獨厚的交通地理優勢也是晉商成功的客觀原因。我國的農業經濟生態區可以分為兩大塊。從黑龍江的漠河到雲南的騰衝，畫一條東北—西南向的斜線，這條線的西北是遊牧經濟區域，而東南是中原漢族廣大農業、手工業區域，它們是兩類不同的農業生態系統。山西正好位於這兩種經濟區域之間。因此就自然而然充當了促進相互聯絡和彼此互補的這一角色。

　　作為農耕經濟文化極為發達的中原地區，自古需求遊牧經濟文化的某些補充。比如遊牧地區的特產馬、羊、駱駝及皮毛、藥材等，這是農耕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蒙古遊牧地區對中原農耕社會和生活的補充是全面的，而非某一時、某一地、某一物的交換。只要存在著兩種不同型別的經濟文化區域，就存在著這種互補。

　　同樣，中原先進的農耕社會對蒙古遊牧地區在各個方面的“漢化”和補充性更強，也更全面。無論持久的“漢化”，還是時斷時續的“互市”，從未隔斷過這兩大經濟區域之間的聯絡。晉商就是從明代開始，做邊貿生意漸漸壯大的。

　　晉商能夠在明清兩代興起和稱雄商界，就自身條件而言，可以從各個角度找到各種原因。鹽鐵絲布等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發展和本土商業的逐步繁榮，是晉商興起的正面的基礎；土瘠民貧、人稠地狹、政策移民、自發移民等情況，是晉商活躍的負面的促進；重仕輕商、崇本抑末等傳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轉變，是晉商興起的思想因素。所有這些，應該說都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但這些因素，有的是山西曆來如此，有的是許多省份和地區相似，何以在明清時期，只有晉商能獨佔整頭呢？最獨特的原因，應該說是山西“極臨邊地”的區位特點，遇到了明、清兩代北方邊境兩種截然不同、但都能夠提供商機的歷史條件，得以“近水樓臺先得月”；或者換一個說法，正是這種歷史機遇，使山西“極臨邊地”的區位特點變成了最大的優勢。可以說，這是“天時”與“地利”相結合，再加上人的努力所形成的具有歷史必然性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