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好作品不是計劃出來的

　　近日，廣電總局的一位官員向媒體透露，目前電視劇產量過剩令人憂心，廣電總局不久將提出減少產量、推出精品的發展要求。

　　對於我這樣在開關電視之間糾結憤怒的孩子家長來說，一瞬間彷彿見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如今的熒屏上，到處都充斥著暴戾、慾望和無窮的心機，以及對歷史的任意塗抹，連公共頻道的少兒節目和專門的卡通頻道都不例外。

　　電視劇、電視節目、電影是流行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大量觀眾，它們如何成為精品，還真是所有觀眾都關心的問題。

　　我和家人都擔心電視對孩子的不良影響。每每發現孩子看的動畫片、電視劇實在不適合未成年人， 就斷然關電視，常常引發與孩子的緊張關係，恨不得砸爛電視。在中國影視分級制度缺位的情況下，作為家長，我自然希望多出精品，希望尚未有健全判斷力的孩子 在熒屏上接觸到的，更多是正品精品。

　　不過，理性告訴我，這根救命稻草不過是一種幻覺。

　　有關多出精品的行政要求提了很多年，不斷重複下，我也少見到真正稱得上精品的文藝作品。因為精品根本就是外在的計劃要求不出來的。

　　歷史上，那些流傳於世的精品經典，其誕生，或是對信仰的執著，或是源於自由的心靈和對人性中美好一面的歌頌。在黑暗時代也常有精品傳世，那是創造者內心對信仰的堅執。啟蒙以來，尤其是開放時代，精品大多產生於那些解放了的人性和自由的心靈。

　　但從古到今，總有人渴望扮演救世主和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在不同的時代，這種幽靈常常化為不 同的身份，企圖管理社會的精神生活，加爾文的宗教法庭、道德法庭、精英專制、計劃生產、按需訂製等等，至今猶遺響不絕。但雷蒙·阿隆告訴我們：普羅米修斯 式的野心常常是極權主義的根源之一。

　　其實，人類走出黑暗時代後，價值觀走向多元。如同既有森森古木，也有參天大樹，還有雜草灌 木、殘枝枯葉，才能成林一樣，文藝作品無論是精品，還是正品、次品，抑或是無用之品，甚至垃圾，只要不違法，都很正常。雖然有人會在情感上很難接受與自己 價值觀相左的作品，但這也是市場和人性自由選擇的結果。沒有垃圾次品無用之品，就不會有精品傳世經典。它們本來就是一母同胞。這才是正常的社會。

　　看看我們周遭，功利主義早已浸淫社會各個階層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利己主義的冰水前， 原本信仰已動搖的人，心靈迅速失守，只留下了利益驅動。當這種變化遭遇計劃生產管理方式的餘緒，兩者合流，在具體專案上，很容易最終淪為政治正確搭臺，一 部分人利益唱戲。從此精神生活上只有即期利益，再無精品。不恰當地干預，自難辭其咎。因為所有產品都敲上了許可的印鑑。

　　對於創作者來說，非市場行為和市場的干預或許不可避免，但這些都不應成為生產的產品淪為次品 和垃圾的理由。即便在蘇聯時代，那些偉大的作者編劇導演們，他們遭遇的磨難世所公認，但他們中許多人構建起了自己強大而安靜的內心世界，來對抗黑暗的社 會，創作出了許多流傳於世的偉大作品。

　　自守是一種艱難的選擇。對歷史和未來常懷敬畏之心，在時代允許的空間裡，用時代允許的表達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和對社會的關懷，不作惡，不比爛，即便是在螺螄殼裡也要做出道場來。雖然多少有些犬儒，也未必做得出精品，但起碼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新學期要開始了，我的孩子要升小學四年級了。周圍的朋友早已不斷地向我們灌輸小升初的經驗教訓。北京的小升初是個不亞於滑鐵盧的大戰役。我們不得不為孩子上什麼樣的中學開始糾結了。我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父親從沒有過這樣的糾結。

　　“沒什麼，好好考就行，大不了回家跟我種田打魚。”父親當年送我參加高考時，恬淡平靜地鼓勵我，如平常一樣。從我父親的平常心，到我開始糾結在孩子輸不起的功利心，這是一個家庭心態和價值觀的蛻變，也是這個社會及其價值觀蛻變的一個側影。

　　這種變化，不妨看作是許多人越來越有夢想有追求。但另一方面，我們沒有了平常心，變得輸不 起，這是正常社會的一劑毒藥，最終可能帶來思想行為的扭曲，直至整個社會生活發生變異扭曲。相較我父親的時代，如今的社會開放度和物質精神財富遠較彼時不 知豐富繁榮了多少倍，但卻處處讓人感受到了壓抑和緊張。無論小升初的輸不起，還是競技體育場上的輸不起，乃至其他諸多領域中的不能輸，這都是價值觀和社會 現實擠壓所致。

　　其實我們曾經有過輸得起的時代。

　　從1980年代改革的理想主義時代，中國掙脫舊體制的桎梏，從封閉走向開放，到處充滿著粗鄙 卻又旺盛的生命力。那個時候，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還沒有主宰這個社會，考不上大學，回家務農或到鄉鎮企業打工也很正常。延續到9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 轉向市場經濟，我那些回鄉的同學，大多數成了當地社會的中堅力量，就是在這一次的社會轉型開放中實現的。這是當代中國第一次真正可以“從頭再來”“野蠻生 長”的時代。

　　199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潮流，在技術進步和美元資本的支援下，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 資訊傳播產業在中國實現了飛速發展，在傳統政商力量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它們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並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失敗了重頭再來在這個領域更是 稀鬆平常。開放性和自由選擇是這一次偉大變革成功的基礎。

　　退一步海闊天空，也必得有大海和天空可退。歷史告訴我們，一個輸得起的社會，一定是一個高度 開放的社會。只有在開放社會中，資源才能實現自由流動，才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和機會，實現其內在價值。哪怕遭遇失敗，還可以選擇重頭再來。輸掉一場戰役，不 至於輸掉全部，更不等於輸掉人生和尊嚴。

　　某種意義上，輸得起其實也是個體和社會的試錯過程。一個允許試錯的社會才能葆有活力，不斷向上，也才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

　　依靠行政力量和壟斷地位積聚控制資源，最終勢必導致社會重蹈封閉舊轍，其他機體失去活力，社 會失去提供選擇機會的能力。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結果必定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最終輸不起的，不僅僅是個體，輸掉的還有整個社會的未來。只有在開放社會中， 才能養育社會大眾的平常心，最終切掉這些年如蛆附骨的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走向常態的社會。

　　春節又快到了，媒體上有關買票賣票的搶票外掛新聞正引發激烈爭議。在看似熱鬧的新聞裡，我們讀得出這個時代遊子的酸甜苦辣，讀得出這個社會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心酸悽惶。

　　社會開放允許流動以來，春節一直是中國社會生活中最大規模的規律性人口遷移。那短暫的時間裡，絡繹於途的人群川流不息，猶如候鳥一般。無論那些功成名就者，還是遠離故鄉依舊在掙扎奮鬥者，這個時候，都會選擇回家與親人團聚。

　　但並不是每個人的回家之路都是順暢的，更多人的回家之路充滿了坎坷波折。

　　於是，經常有一些理性的學者和官員呼籲分時休假減輕春運壓力，或者呼籲人們留在工作地過年，認為春節回家是一種不經濟的行為。確實，在經濟理性看來，春節回家，且不說往返一票之難購，拖家帶口，千里迢迢，所花不菲，只為幾天時間的相聚，確實不經濟。

　　但呼籲者們常常有意無意忘記，人不僅有經濟理性，還有感性情感。在絕大多數人的內心深處，還有比經濟利益判斷更為重要的價值判斷。掙扎奮鬥不就是為了更好地生活，為了親人能夠團聚一訴衷腸嘛。

　　雖然社會生活已快速地被理性和功利主義佔領，許多古老的傳統冰雪消融，春節也變味了許多，但至今春節仍然是一年中最具中國傳統色彩的節日，是代際血親之間情感交流最難得也是儀式感最隆重的時候，祖先要祭拜，親人要團聚，工作要盤點，辛勞要鬆懈，舊賬要清結，這樣才能迎接新的一年。正所謂辭舊迎新。

　　所以，過年回家，只是遊子一年辛勞後的自覺選擇。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卻年復一年地重複上演。

　　“我一直在回家的路上，尋找父親的老宅子。”德國浪漫詩人諾瓦利斯的吟唱，多少可以借用來表達我們的鄉愁，對故鄉，對親人的愛和懷想。

　　如今交通便利了許多，我的經濟條件也有所改善，回家探親次數多了許多。平時，在異鄉的都市裡，在日常生活的閒暇，在燈紅酒綠的喧鬧後，我也努力透過筆觸，尋找自己回家的路和童年的記憶。

　　雖說回家的時間方式都有了許多新的變化，但每年春節我依然像大多數在外地生活工作的人一樣，選擇回家探望父母兄弟。沒有物理意義上的遷徙團聚，心裡就一直會空空落落，難以安生。

　　畢竟，回家是我們的價值判斷。在它的面前，一切經濟理性瞬間崩塌……

　　在我青澀的歲月裡，模仿著哼唱約翰•丹佛的《村路帶我回家》時，我更多隻是認為歌曲的旋律動人，那異國情調的歌詞，並沒有真正打動我。但走過許多地方，頭髮斑白之後，我才真正明白，無論是異國情調，還是故鄉風物，所吟唱的，都是來自故鄉土地烙在人類心底的情感，當它的清唱來臨，無論我們走到哪裡，無論天涯海角，它執著的聲音，都在提醒我們：“那裡的生命年代久遠，比樹木古老，比群山年輕，像和風一樣慢慢生長……”

　　老人舊屋，中國人謂之福氣。有家可回，在這個時代，也是一種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