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空氣汙染背後的問題

　　北京的空氣汙染

　　2011年，我遭遇了這幾年最嚴重的呼吸系統頑症的復發，吃藥不管用。慶幸的是，我參加了公 司組織的專項學習，在北京郊區懷柔潔淨的空氣中呆了三個晚上，嚴重的症狀突然間消失無形了；就在今年7.21大雨悲劇前一週，北京一直陰霾蔽天，呼吸道系 統頑症復發，讓我連正常上班都做不到了，但那場悲劇性的大雨翌日，北京天高氣爽，我的頑症再一次神奇地消失了，沒有耗費醫保一分錢。

　　然而，並不是所有患者都像我這般能夠託庇天氣的變化而獲得解脫。1952年12月初在倫敦發生的毒霧事件，先後導致了12000人喪生，這巨大的悲劇，一直警示後人。

　　此次悲劇性事件之後，英國民眾和政府普遍開始認識到控制空氣汙染的重要性，直接推動了1956年英國空氣潔淨法案的透過。如今的倫敦，早已摘去“霧都”的帽子，“霧都”留在了英國經典文學作品和文獻中了。

　　但北京的霧霾天氣卻不可思議地越來越多了，“藍天全靠抽瘋（颳風）”，雖然誇張，傳達的卻是民眾對環境和空氣汙染治理愈益強烈的不滿情緒。

　　客觀地說，這些年有關方面也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城區燃煤改造成燃氣、汽車的尾氣排放標準大幅提高，還限制購車和出行，奧運之前，市區的許多舊式工廠外遷……

　　一系列努力之後，北京的藍天確實曾經多了。但很快，隨著即期目標的達致，運動式的治理熱情和措施迅速消退，塵霾捲土重來，再次主宰了北京的天空，而且更為嚴重。

　　空氣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在空氣面前，沒有富貴貧窮，沒有性別階級，沒有特權，人人平 等。人類在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財產代價之後，認識到空氣汙染問題本質上就是個政治問題。如今，全球有遠見的政治家、學者、企業家和環保主義者乃至普通人都在 為改善空氣奔走努力。改善空氣質量，就是改善我們的生存環境，這是一種自我救贖的努力。

　　曾經相當長時間裡，我們的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難理解歐美髮達國家為環境保護做出的呼籲和努 力。當歐美國家開始大力治理現代工業汙染的時候，我們還把國內林立的工業煙囪和管道，當作是我們走向現代國家的象徵，在主流的文學作品裡，這才是“沸騰的 生活”。時至今日，雖然大都市裡的工業煙囪不斷被拆除，但傳統的GDP和能耗發展經濟模式卻滲透到了許多當政者的骨血中，無論汙染，只求速度。此種邏輯之 下，北京的陰霾勢難去除，而“新霧都”也勢必越來越多。

　　按當下中國的文明程度和認識水平，真正空氣裡的政治，絕非困守於“凡是對手擁護的就反對的” 的傳統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同一片天空下的每一個人，都有呼吸潔淨空氣的權利，都有參與汙染空氣治理的討論並行動的自由，政府部門尤其應高度重視空氣汙染 之於民眾的危害，並把空氣治理當做一項重大的社會工程來做。遇到問題，不是刻意迴避，甚至秘而不宣，也不只是依靠少數部門少數人私下會商解決，而應依靠信 息公開和社會的群體智慧。在具體的治理方法上，應該回歸到技術層面的解決方法，加大投入，充分借鑑吸納發達國家改造治理的經驗。作為新興工業國家市場國 家，規避重蹈老牌工業國家邊發展邊汙染的覆轍，充分利用人類文明的成果，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後發優勢，也是亡羊補牢之舉。

　　新學期要開始了，我的孩子要升小學四年級了。周圍的朋友早已不斷地向我們灌輸小升初的經驗教訓。北京的小升初是個不亞於滑鐵盧的大戰役。我們不得不為孩子上什麼樣的中學開始糾結了。我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父親從沒有過這樣的糾結。

　　“沒什麼，好好考就行，大不了回家跟我種田打魚。”父親當年送我參加高考時，恬淡平靜地鼓勵我，如平常一樣。從我父親的平常心，到我開始糾結在孩子輸不起的功利心，這是一個家庭心態和價值觀的蛻變，也是這個社會及其價值觀蛻變的一個側影。

　　這種變化，不妨看作是許多人越來越有夢想有追求。但另一方面，我們沒有了平常心，變得輸不 起，這是正常社會的一劑毒藥，最終可能帶來思想行為的扭曲，直至整個社會生活發生變異扭曲。相較我父親的時代，如今的社會開放度和物質精神財富遠較彼時不 知豐富繁榮了多少倍，但卻處處讓人感受到了壓抑和緊張。無論小升初的輸不起，還是競技體育場上的輸不起，乃至其他諸多領域中的不能輸，這都是價值觀和社會 現實擠壓所致。

　　其實我們曾經有過輸得起的時代。

　　從1980年代改革的理想主義時代，中國掙脫舊體制的桎梏，從封閉走向開放，到處充滿著粗鄙 卻又旺盛的生命力。那個時候，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還沒有主宰這個社會，考不上大學，回家務農或到鄉鎮企業打工也很正常。延續到9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 轉向市場經濟，我那些回鄉的同學，大多數成了當地社會的中堅力量，就是在這一次的社會轉型開放中實現的。這是當代中國第一次真正可以“從頭再來”“野蠻生 長”的時代。

　　199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潮流，在技術進步和美元資本的支援下，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 資訊傳播產業在中國實現了飛速發展，在傳統政商力量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它們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並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失敗了重頭再來在這個領域更是 稀鬆平常。開放性和自由選擇是這一次偉大變革成功的基礎。

　　退一步海闊天空，也必得有大海和天空可退。歷史告訴我們，一個輸得起的社會，一定是一個高度 開放的社會。只有在開放社會中，資源才能實現自由流動，才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和機會，實現其內在價值。哪怕遭遇失敗，還可以選擇重頭再來。輸掉一場戰役，不 至於輸掉全部，更不等於輸掉人生和尊嚴。

　　某種意義上，輸得起其實也是個體和社會的試錯過程。一個允許試錯的社會才能葆有活力，不斷向上，也才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

　　依靠行政力量和壟斷地位積聚控制資源，最終勢必導致社會重蹈封閉舊轍，其他機體失去活力，社 會失去提供選擇機會的能力。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結果必定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最終輸不起的，不僅僅是個體，輸掉的還有整個社會的未來。只有在開放社會中， 才能養育社會大眾的平常心，最終切掉這些年如蛆附骨的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走向常態的社會。

　　春節又快到了，媒體上有關買票賣票的搶票外掛新聞正引發激烈爭議。在看似熱鬧的新聞裡，我們讀得出這個時代遊子的酸甜苦辣，讀得出這個社會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心酸悽惶。

　　社會開放允許流動以來，春節一直是中國社會生活中最大規模的規律性人口遷移。那短暫的時間裡，絡繹於途的人群川流不息，猶如候鳥一般。無論那些功成名就者，還是遠離故鄉依舊在掙扎奮鬥者，這個時候，都會選擇回家與親人團聚。

　　但並不是每個人的回家之路都是順暢的，更多人的回家之路充滿了坎坷波折。

　　於是，經常有一些理性的學者和官員呼籲分時休假減輕春運壓力，或者呼籲人們留在工作地過年，認為春節回家是一種不經濟的行為。確實，在經濟理性看來，春節回家，且不說往返一票之難購，拖家帶口，千里迢迢，所花不菲，只為幾天時間的相聚，確實不經濟。

　　但呼籲者們常常有意無意忘記，人不僅有經濟理性，還有感性情感。在絕大多數人的內心深處，還有比經濟利益判斷更為重要的價值判斷。掙扎奮鬥不就是為了更好地生活，為了親人能夠團聚一訴衷腸嘛。

　　雖然社會生活已快速地被理性和功利主義佔領，許多古老的傳統冰雪消融，春節也變味了許多，但至今春節仍然是一年中最具中國傳統色彩的節日，是代際血親之間情感交流最難得也是儀式感最隆重的時候，祖先要祭拜，親人要團聚，工作要盤點，辛勞要鬆懈，舊賬要清結，這樣才能迎接新的一年。正所謂辭舊迎新。

　　所以，過年回家，只是遊子一年辛勞後的自覺選擇。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卻年復一年地重複上演。

　　“我一直在回家的路上，尋找父親的老宅子。”德國浪漫詩人諾瓦利斯的吟唱，多少可以借用來表達我們的鄉愁，對故鄉，對親人的愛和懷想。

　　如今交通便利了許多，我的經濟條件也有所改善，回家探親次數多了許多。平時，在異鄉的都市裡，在日常生活的閒暇，在燈紅酒綠的喧鬧後，我也努力透過筆觸，尋找自己回家的路和童年的記憶。

　　雖說回家的時間方式都有了許多新的變化，但每年春節我依然像大多數在外地生活工作的人一樣，選擇回家探望父母兄弟。沒有物理意義上的遷徙團聚，心裡就一直會空空落落，難以安生。

　　畢竟，回家是我們的價值判斷。在它的面前，一切經濟理性瞬間崩塌……

　　在我青澀的歲月裡，模仿著哼唱約翰•丹佛的《村路帶我回家》時，我更多隻是認為歌曲的旋律動人，那異國情調的歌詞，並沒有真正打動我。但走過許多地方，頭髮斑白之後，我才真正明白，無論是異國情調，還是故鄉風物，所吟唱的，都是來自故鄉土地烙在人類心底的情感，當它的清唱來臨，無論我們走到哪裡，無論天涯海角，它執著的聲音，都在提醒我們：“那裡的生命年代久遠，比樹木古老，比群山年輕，像和風一樣慢慢生長……”

　　老人舊屋，中國人謂之福氣。有家可回，在這個時代，也是一種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