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不得志,我認為多少因避仇有關,試想他父親李客,是一位江湖大俠,老是潛返於廣漢,通走於巴蜀與其說他不得志不攀權貴,不如說他的身上有他父親的身影;在李白的《早發白帝城》這首詩中,寫這首詩時李白因永王李璘案,流放夜郎的,曾參與宗室反唐,險被牽連居新史料分析,所以說不是他不得志,而是他的祖輩不是建成就是元吉,李白的祖先也曾參與過宗室的浩劫的玄武門之變,所以才不敢出頭而這個資訊有待進一步考證。
李白一生不得志,我認為多少因避仇有關,試想他父親李客,是一位江湖大俠,老是潛返於廣漢,通走於巴蜀與其說他不得志不攀權貴,不如說他的身上有他父親的身影;在李白的《早發白帝城》這首詩中,寫這首詩時李白因永王李璘案,流放夜郎的,曾參與宗室反唐,險被牽連居新史料分析,所以說不是他不得志,而是他的祖輩不是建成就是元吉,李白的祖先也曾參與過宗室的浩劫的玄武門之變,所以才不敢出頭而這個資訊有待進一步考證。
現實的生活,坎坷的遭遇使李白總是鬱郁不得志;
他所處的年代正是唐朝鼎盛時期,封建的經濟文化正在蓬勃發展,因此,李白的詩歌中大部分都含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和愛國主義精神,他希望自己能創造出奇蹟,以實現“濟蒼生”、“安黎元”的理想,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現實的生活,坎坷的遭遇,又使李白鬱郁不得志,懷才不遇的思想支配了他的大部分歲月。在遊歷至長安時,賀知章讚揚李白為“謫仙人”,稱其詩“可以泣鬼神”,因而名重京都。未幾,李白被唐玄宗李隆基召見,受任職供奉翰林,職掌密命。但是近兩年的宮廷生活,使李白看到了封建統治階級最高階層的荒淫與腐朽。李白因性格清高,嘯傲公卿,不為權貴所容,終於被排擠出長安。
龔自珍紀念館
清代詩人龔自珍是個典型的官宦子弟,祖父做過京官,父親當過江蘇按察使。那個時代的女子,一般是沒有資格入學的,龔自珍的母親段馴卻有文化,還寫得一手好詩,著有《綠華吟謝詩草》。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訓詁學家、經學家,寫有《說文解字注》、《毛詩故訓傳定本》等名著。一個人成長所需要的一切龔自珍都得到了。龔自珍也非常有才氣,20歲時出了一本《懷仁館詞》,其外祖父欣然為之作序曰:“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不過,家世好,才華出眾,並不等於後來的發展就好,事實上,龔自珍一生極不得志,他27歲始中舉人,考了6次才中進士,那時他已38歲。當了20年京官,但官職卑微。48歲時,龔自珍實在對自己的從政生涯沒有了信心,辭職南歸,兩年後病逝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的不得志,當然與他的“刺兒”性格有關。他無論做詩,還是作散文寫政論,都愛將其弄成嬉笑怒罵的“雜文”。《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批判皇權制度不能培養和重用真正的人才;散文《病梅館記》,借病梅而譴責當時的社會對人性的摧殘;政論文《古史鉤沉論一》,更是強烈抨擊專制體制:“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強,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蒿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除天下之廉恥。”
龔自珍是那種名士氣非常重的人,這也是龔自珍最不招人喜歡的一個地方。
名士氣,指的是文人放浪形骸、不拘禮節、隨意隨性的作派,魏晉文人最為典型,清代士大夫有名士氣的不多,龔自珍是一個例外。龔自珍很不注意個人形象,他經常舊衣破鞋,十來年都穿著同樣的衣服。他不愛洗刷,經常蓬頭垢面跟人談詩書。某次,他去一朋友家做客,朋友很熱情,派了兩個僕人侍候他。第二天早晨,他將主人叫了出來,說:“你的僕人不尊重我,我不愛洗漱,可是他們偏偏幾次給我倒水。一個賢良的主人怎麼能用這樣的僕人呢?”朋友哭笑不得。
在待人接物上,龔自珍不拘常理。做京官時,有天他乘驢車獨遊豐臺,坐在一個開滿芍藥花的地上,邀請一位穿短衣的陌生人喝酒,兩人一邊大吃大喝一邊引吭高歌,將芍藥花片都弄掉了。此時,恰好戶部郎中湯鵬路過,龔自珍也請他同飲。湯鵬問同飲的是何人,龔自珍不答。老書上說:“郎中疑為仙,又疑為俠,終不知其人也”。龔自珍居杭州,經常叫家人準備豐盛的酒席,卻不召一客,一個人對著空空的客座呼名勸酒。
《定庵先生年譜》載:龔自珍“為學,靡書不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他恃才傲物,一根腸子通到底,嘴巴經常得罪人,他的好友魏源曾勸他:“吾與足下相愛,不啻骨肉,長恨足下有不擇言之病。夫促膝之談與廣廷異,良友之謅與酬酢異。若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須痛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也。”然而,終其一生,龔自珍也沒有改掉這個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