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呼籲“新民”的理想人格。“新民”取自儒家經典《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梁啟超早年在《新民說》一書中大力提倡公德。古代儒家文獻《大學》本有新民之說，而梁啟超所說的新民則是指近代意義上的國民道德改造與更新。
梁啟超對現代社會所需的“公德”與“私德”的界定等議題進行了頗有見地的評述，也探討了這些思想與傳統儒家道德學說之間的關係。相較於梁啟超對“公德”的呼籲，他對“私德”的強調較少受到後世讀者的重視；但是在梁啟超本人看來，公德與私德是同本同源、不可割裂的。梁啟超對傳統儒家道德學說的繼承與調整，充分反映了近代新儒家動態發展的特點，併為後世學者提供了重要的範例。
林徽因與梁思成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至關重要，在他身後學界便開始注意對其資料的收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丁文江為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徵得梁氏信札近萬件，僅梁本人遺札即有兩千餘件。遺憾的是，最終入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僅七百餘封。後來陸續出版的《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康有為與保皇會》、《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彙編》等書中也收入不少梁啟超書札。這些資料零碎觀之雖難獨成新見，但若相互關照印證，或可綴補史實，另闢蹊徑。一條關鍵材料的出現，很可能會點活一批已知材料。《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無疑將為推進梁啟超研究提供新的動力、開創新的境界。
梁啟超書信中，家事佔有很大篇幅。雖多瑣碎，卻也可見任公的精神與情懷。一封談及梁思成、林徽因訂婚之事的信函頗能說明問題。1927年秋冬間，梁啟超因患病在津休養，特委託梁啟勳在京主持梁思成、林徽因訂
梁啟超 當二十七歲的載灃坐在宮中，唯唯諾諾地聽各路大臣來向他報告大清朝面臨的危局時，他絲毫沒有想到，一個和他同歲的人正潛伏在北京城裡，密謀把他殺掉，這個人叫汪兆銘。
二十七歲的汪兆銘和二十七歲的載灃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反的。汪兆銘相貌英俊帥氣，才華橫溢，尤其寫得一手好詩，談吐文雅，演講動人。下面這首詩即可見其才氣：
海山蒼蒼自千古，我於其間歌且舞。
醒來倚枕尚茫然，不識此身在何處。
但在1910年，帥哥詩人汪兆銘的日子卻過得非常窩囊。
載灃窩囊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本來就窩囊，二是他統治的這個大清朝太窩囊。
而汪兆銘窩囊的原因只有一個：他本來是敢作敢為的熱血青年，但天天被他的革命家同事們罵作膽小鬼。於是他決心做一件大事讓那些嘲笑他的人看看。
汪兆銘雖然只有二十七歲，但跟隨孫中山革命已經有些年頭。此時，革命派正在和梁啟超等立憲派爭論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應該革命還是搞君主立憲。梁啟超提出了一個讓革命派們非常窘迫的論點：你們這些革命派實際上是“遠距離革命派”！為什麼呢？因為你們光顧著煽動老百姓去革命，自己卻退得遠遠的，等著收割革命果實，這樣的革命派還好意思爭論嗎？
梁啟超的話給了革命派們極大的刺激。汪兆銘作為革命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血性大起，很快組織了一個暗殺隊來到北京，他要領導暗殺隊親自革幾條命，振奮革命派計程車氣。他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考慮這是否魯莽。
從清廷的立場看，汪兆銘是典型的“恐怖分子”；從革命陣營看，他是一個革命家，雖然是一個頭腦極度發熱的革命家，因為遠在國外的孫中山已經連發急電，讓他停止這個冒險的計劃。但他以詩人的語言回答說：
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意思是：我就算在菜市口被砍了頭，眼睛也要睜得大大的，看你們打進首都來！
汪兆銘帶著暗殺隊秘密潛入北京，在北京琉璃廠附近開了一個照相館掩人耳目，然後伺機找大官做目標。他考慮得很合理，照相館可以名正言順地擁有暗室，也可以名正言順地散發出當時老百姓們會感到奇怪的化學藥劑的味道，而這些都是製造炸彈必需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