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故事

　　1、1988年冬，梁啟超漫步東京上野，適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親友迎送，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還是其間為入營者題寫的標語是祈戰死；梁啟超感慨系之：“中國曆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當時日本的報刊上，為配合軍事行動，曾廣泛開展了有獎徵集歌詞的活動，這當然是為其對外擴張作宣傳的。

　　2、康有為小時候走失過，過了一天被找回來，他的媽媽沒有抱頭痛哭之類，而是堅定的說：我兒是男兒，男兒當自強；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他集政治家、學者、作家於一身，以激情澎湃、大開風氣的文章，為轉折時期的中國思想界帶來了一股不可抵擋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餘萬字著作，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史學、哲學、法學、社會經濟學、新聞學等諸多領域的學術研究1914年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提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 梁啟超去世時，曾有一副對聯這樣寫道：“三十年來，新事業，新智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訪梁啟超少年時代 1933年，文學大師巴金乘船遊覽了新會天馬河中一棵冠蓋300畝的古榕樹，寫下了散文名作《鳥的天堂》； 梁啟超“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0歲前往廣州應童子試時，當眾以盤中鹹魚為題作詩，“神童”之名傳遍鄉里；12歲考中秀才、17歲考中舉人，他曾令授業先生髮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嘆。

　　林徽因與梁思成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至關重要，在他身後學界便開始注意對其資料的收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丁文江為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徵得梁氏信札近萬件，僅梁本人遺札即有兩千餘件。遺憾的是，最終入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僅七百餘封。後來陸續出版的《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康有為與保皇會》、《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彙編》等書中也收入不少梁啟超書札。這些資料零碎觀之雖難獨成新見，但若相互關照印證，或可綴補史實，另闢蹊徑。一條關鍵材料的出現，很可能會點活一批已知材料。《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無疑將為推進梁啟超研究提供新的動力、開創新的境界。

　　梁啟超書信中，家事佔有很大篇幅。雖多瑣碎，卻也可見任公的精神與情懷。一封談及梁思成、林徽因訂婚之事的信函頗能說明問題。1927年秋冬間，梁啟超因患病在津休養，特委託梁啟勳在京主持梁思成、林徽因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