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沉澱+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

　　據說上海博物館是一座極具現代化的博物館，先進的消防設施，先進的自動化文物圖書與樓房的自動化管理。那麼，這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又有哪些呢，接下來就讓我們跟著城市文化一起來了解下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吧。

　　雍正粉彩福壽橄欖瓶

　　撇口，長頸，溜肩，鼓腹，圈足。形似橄欖，故此又稱“橄欖瓶”。此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產於雍正景德鎮官窯，代表了整個清代粉彩的製作水平。粉彩也稱“軟彩”，是釉上彩的一個品種，摸起來有種粗糙感，看上去也呈現一種啞光的感覺，但圖案更為立體。

　　王羲之《上虞帖》

　　王羲之《上虞帖》，又名《夜來腹痛帖》，草書，麻紙墨跡，縱23.5釐米，橫26釐米，7行58字，收刻於《淳化閣帖》《澄清堂帖》《大觀帖》等，著錄於《宣和書譜》《東圖玄覽》《墨緣匯觀》等，為《宣和書譜》所載《得書》三帖之一。現藏於上海市博物館。

　　越窯青釉海棠式碗

　　這是一件傳世瓷器中造型獨具一格的越窯青瓷碗。器形規整，豐滿碩大，碗口如一朵盛開的海棠花。青中唐越窯海棠式大碗閃黃，潤澤如玉，胎質細膩，釉色勻潤。早在唐代，以浙江慈溪上林湖為中心的越窯，燒造了許多專供帝王享用的貢瓷，這件海棠式碗即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子仲姜盤

　　這是一件春秋早期用於盥洗的青銅器。它形體較大，整器風格質樸渾厚。盤壁的兩側子仲姜盤有一對寬厚的副耳高聳，其外側飾有云紋。盤的前後各攀一條曲角形的龍，龍首聳出盤沿，作探視狀；龍身躬背曲體似於躍入盤內水中。盤內底鑄有浮雕的魚、龜、蛙等水生動物，魚為七條一週，龜、蛙為相間排列，此種飾法極具春秋早期的特色。

　　《鴨頭丸帖》

　　《鴨頭丸帖》是東晉書法家王獻之寫在絹上的一件優秀草書作品，唐代摹本，共有兩行15字，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據說上海博物館是一座極具現代化的博物館，先進的消防設施，先進的自動化文物圖書與樓房的自動化管理。那麼，這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又有哪些呢，接下來就讓我們跟著城市文化一起來了解下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之雍正粉彩福壽橄欖瓶。

　　雍正粉彩福壽橄欖瓶

　　撇口，長頸，溜肩，鼓腹，圈足。形似橄欖，故此又稱“橄欖瓶”。此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產於雍正景德鎮官窯，代表了整個清代粉彩的製作水平。粉彩也稱“軟彩”，是釉上彩的一個品種，摸起來有種粗糙感，看上去也呈現一種啞光的感覺，但圖案更為立體。

　　官窯匠師在康熙五彩瓷的基礎上，發明了粉彩。據說雍正皇帝對粉彩情有獨鍾，因此當時的工匠對粉彩瓷的造型、色彩、線條的製作都非常講究，從而成就了“雍正粉彩”的輝煌。該寶瓶的瓶體繪製了粉彩八桃兩蝠，因桃子象徵“長壽”，蝠是“福”的諧音，寓意福壽雙全。

　　據考證，這種瓷器乃帝王后妃做壽之用。中國瓷器協會會長、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評價：如此瓷瓶全球存世的只有這件，堪稱絕世。2002年香港蘇富比春拍，成交價4150萬港元，創清代瓷器市場最高價。

　　早在康熙年間，瓷器釉上彩繪藝術粉彩已開始出現，到雍正時期，已趨成熟，並形成粉彩裝飾的獨特風格。粉彩藝術效果，以秀麗雅緻，粉潤柔和見長，它瓷質潔白精美，瓷畫有機結合，相互襯托，相映成趣。

　　粉彩始創於康熙，源於五彩。並且製作較粗，僅在紅花的花朵中運用粉彩點染，其他紋飾仍沿用五彩的製作。目前主要發現有兩個品種：一是白地粉彩器；一是綠、黃、紫三彩瓷上加有胭脂紅（金紅）彩。到了雍正朝，無論在造型、胎釉和彩繪方面，粉彩瓷均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種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細，色彩柔和，皴染層次多。大多數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繪紋飾。雍正粉彩瓷中諧音的“蝠”（福）、“桃”（壽）圖案十分多見。當時突出的是所謂“過枝”技法。

　　據說上海博物館是一座極具現代化的博物館，先進的消防設施，先進的自動化文物圖書與樓房的自動化管理。那麼，這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又有哪些呢，接下來就讓我們跟著城市文化一起來了解下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之高逸圖。

　　孫位高逸圖

　　畫名“孫位高逸圖”為宋徽宗趙佶所題，這幅圖所描繪的是魏晉時期膾炙人口的竹林七賢的故事，該畫作刻畫了魏晉士大夫“高逸風度”的共性，又刻畫出了他們的個性。現存《高逸圖》為《竹林七賢圖》殘卷，圖中只剩四賢。在長卷式的畫面上，主體人物是四個封建士大夫分別坐於華麗的氈毯上，每人身旁都有一名小童侍候。

　　該圖最右邊的是山濤，身披寬襟大袍，上身袒露，雙手抱漆，體態豐腴，倚著華麗的靠墊而坐，眼睛像是盯著正前方，眉宇間流露出矜持、傲慢的神色；第二個手執如意作舞的是王戎，眼睛也平視前方，一副自得其樂的表情；第三個捧杯縱酒的無疑是唯酒是務的劉伶，他蹙額回首，作欲吐狀，小童則手持唾壺在身旁跪侍；第四位是手執尾塵的阮籍，他身著寬大的衣袍，似面帶微笑，悠然而坐，旁邊的小童端著杯幾，俯首侍候。畫中人物彼此之間以蕉石樹木相隔，使氣氛靜穆安閒。在這幅殘缺的《竹林七賢圖》中尚缺嵇康、向秀、阮咸3人。

　　《高逸圖》卷後有明朝司馬通伯的題跋，圖上鈐有北宋內府“宣”“和”、“政”、“和”朱文連珠印記，“御書”、“政和”、“宣和”、“睿思東閣”、雙龍朱文印記，並有清梁清標、清內府收藏印記。

　　說到這幅《高逸圖》的創作時代背景，要回溯到唐朝安史之亂後，上層建築頻敗、一蹶不振，再難發揮藝術的創造力，而宗教的又妨礙了寺廟的建設。故文人們為逃避現實，又像當年的“竹林七賢”那樣從酒、音樂、文學、宗教和哲學中尋求解脫，這些文人畫家的作品，如孫位的這幅《高逸圖》，都歸為“逸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