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孟子加以完善的。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於商周交替之時。民本思想在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及變更之中一直存在併發揮著重要影響。
民本思想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透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
孔子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
至於象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併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赫爾巴特是近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科學教育學的奠基人，出生在一個律師家庭，從小受到了嚴格的家庭教育，同時也廣泛接受了各種新的思想。1806年著《普通教育》，並在哥尼斯堡大學創辦第一所教育研究所。
“教育性教學”一詞首先由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提出。他認為，人的觀念、情感、善的意志是不可分割的。作為知識傳遞過程的教學和作為善的意志形成的道德教育是統一的；教學如果沒有進行道德的教育，只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沒有教學，則是一種失去了手段的目的。
赫爾巴特把自己的教育目的建立在論理學的基礎上，認為培養人的德性是教育的全部目的。因而他認為把知識單純的作為知識，亦即冷冰冰的知識加以掌握，不可能強化意志與態度這一道德核心，要使知識轉化為意志與態度，教學必須要形成的德性的教育意義，即“教育性教學”。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時期，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提出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民本”思想，而且它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先秦民本思想是伴隨著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古老的政治理念。它濫觴於殷周，發展於春秋，成熟於戰國，歷時千餘年，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座特殊的政治思想寶庫，孕育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在中華民族近二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首先，殷周時期是民本思想的萌發階段。古代文獻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今不承古，罔知天之斷命”（《盤庚上》)，在當時的時代，統治階級總是利用人們對神崇拜心理為自己的統治編織合理依據，甚至提出“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隨著社會程序的發展，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逐漸顯現，民本思想開始萌發。作為政論文集的《尚書》，其中關於民本思想的論述到處可見:“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我民明威”（《皋陶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逸》）、“唯王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現為“敬德保民”思想。縱觀《尚書·周書》，民本思想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要體察民情，上不濫費，下無過取。提出統治者要知道“稼穡之艱難”，才能“保惠於庶民”（《無逸》。第二，要正確對待民眾的過失，重在教育。《康誥》指出，民眾犯了錯誤，不能動輒就濫施刑罰，而要“裕民”，即要引導和教育。第三，要關注和救濟弱者。要求統治者“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梓材》）這是說，當政者不能殘害人民，虐待人民，對於鰥寡孤獨之人和賤妾，要能夠包容，並在《康誥》和《無逸》等篇目中強調其重要性。第四，要法先王且慎用刑罰，認為“乃惟成湯……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多方要求統治者在執法過程中，做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均”（《呂刑》），加強對執法者的行為約束，防止徇情枉法、濫用刑罰，殃及無辜。《周書》為何如此強調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呢？究其原因，是因周初的統治者在殷、周王朝的更迭過程中，親眼目睹了這一政權變更的全部過程，尤其是“牧野之戰”，商紂軍隊陣前倒戈，成為商紂滅亡的直接原因。歷史和現實促使當政者對民眾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時代特徵來看，當時的“民本”思想也只侷限於少數開明的統治者階層對於民心向背在政權更替中作用的認識，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潮。其次，春秋時期是民本思想的發展時期。春秋時期逐漸進入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革時期，整個社會進入動盪的轉軌時期，各種矛盾日漸激化，呈現出一種侵伐、篡弒、新勢力向舊勢力展開奪權的複雜局面，民眾作為一種集體的力量得到空前彰顯。民本思想在《尚書》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集中體現在《左傳》對民本思想的各種具體描述：首先，它注意到了利民、恤民的重要性，強調“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其次，強調民本與禮義的有機融合。如齊景公在與晏子的一次對話中，領悟出尊重民眾是“禮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這裡呈現出為了將民本思想現實化，求助於制度建構的理性化傾向。第三，在民與神的關係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倡導民本位的思想，認為“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公六年》），“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莊公三十二年》）。這些開明思想是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反映，關聯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歷史事實，凝結著大量施政教訓，飽含著哲人的深刻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