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於慈禧三度垂簾聽政此時在國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雖然他很少做過為大家謀福利的事件，但在那樣一個封建思想的衝擊之下，如果在此時將他們的統治者就這樣死去，一定會引起很大恐慌和暴亂。
其次，由於西方列強每一國都更有野心，根本沒有辦法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權。將慈禧拉下馬，想必又是另一場腥風血雨的興起。為了鞏固統治，大家自然選擇先保持住眼前的局面。
最後，慈禧本身軟弱無能，在列強進攻之後，他選擇了棄車保帥，放棄整個中國來保護住自己的生命。也正是因為列強在這是沒有將遲慈禧置於死地，才讓她在以後的日子裡變得更加崇洋媚外。各國列強自然也樂得於看到慈禧這樣的表現，所以就更沒有必要將它拉下馬更換其他領導人了。
安史之亂直接終結了唐朝的輝煌盛世，是唐興衰的轉折點，但是沒有那麼致命，因為其性質還是屬於僱傭軍反叛，既不是農民起義，也不是外族入侵，所以安史之亂是給唐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困局，但不是死局。
唐朝在經濟和軍事兩方面做了正確的改變，這是唐朝沒有直接滅亡的最直接原因：
在經濟方面，安史之亂後，唐對其疆域的控制力直線下滑，雖然失去了對河北河南的掌控，但是成功的維持住江淮一帶，這是唐朝還能存活百來年的直接原因，靠著隋朝的運河體系，江淮一帶成為唐的主要收入來源，直接起到輸血救命的效果；在軍事方面，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統治者意識到藩鎮不可靠，著力打造出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即神策軍。唐實力逐漸恢復後也使得外交漸漸改善，並戰勝了吐蕃南詔聯軍，進一步維持了唐朝的統治。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國家進一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拼命掠奪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激起了中國人民的不斷反抗，終於在1900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義和團運動。這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的愛國武裝鬥爭運動，它首先從山東興起，很快就發展到直隸（今河北）、天津、北京、山西、東北以及全國許多地方。義和團英雄們高舉反帝鬥爭大旗，手持大刀長矛，到處焚燬教堂，驅逐侵略者。
帝國主義各國對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一方面感到驚恐不安，一方面卻認為這是入侵中國的極好機會。於是，西方列強紛紛製造出兵鎮壓義和團和瓜分中國的輿論，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這場反帝鬥爭，德、日、俄、法、英、美、意、奧等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侵華聯軍，直接進行武裝干涉。
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四國駐華公使聯合發出通牒，以出兵“平亂”脅迫清政府，限令在兩個月內“剿除”義和團，不然就派出水陸各軍代為“剿平”。為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英、法等八國於5月28日一致決定，以“保護使館”為名，派兵進入北京。西方列強還分別照會清政府，“不論中國政府的態度如何，各外國公使已決定調兵來北京”。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慈禧太后竟下諭同意洋兵進京。第一批侵華聯軍440餘人於5月31日和6月2日分乘清政府提供的火車從天津開進北京。各國軍艦也紛紛開到大沽口外示威。6月9日，帝國主義各國駐華公使又開會決定調遣大隊侵略軍進京。10日，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聯軍2000多人從天津乘火車向北京進犯。由於受到京津鐵路沿線義和團和清軍愛國官兵的有力阻擊，這支侵略軍不得不從廊坊折回天津，還付出了死傷近400人的代價。西摩爾也承認，如果義和團使用的是西式槍炮，那麼，我所統率的聯軍則必將全軍覆滅。
當西摩爾率聯軍向北京進犯時，各國軍艦20艘也已雲集大沽口外，準備進攻大沽炮臺。6月15日，各國海軍司令密謀奪取大沽炮臺，以控制津沽通道，並於當晚派日軍300人登陸。6月16日下午，英、德等國的小分隊也相繼登陸，配合先期登陸的日軍，完成了佔領塘沽車站和包抄、進攻大沽炮臺的準備。16日傍晚，俄軍中尉巴赫麥季耶夫把八國聯軍的最後通牒送交天津鎮總兵、大沽炮臺守將羅榮光，以“暫借”炮臺為名，限定17日凌晨2時以前交出炮臺，否則即開炮轟擊，用武力奪取。羅榮光義正辭嚴地拒絕了八國聯軍的侵略要求，並下令各炮臺將士嚴陣以待，痛擊來犯之敵。17日凌晨，在俄國海軍中將基利傑勃蘭特的指揮下，八國聯軍的兵艦10餘艘悍然從海面和炮臺後側同時向大沽炮臺發起猛烈攻擊。羅榮光率領守衛炮臺的官兵奮勇抵抗，開炮還擊。雙方激戰了6小時，斃傷侵略軍130多人，擊傷敵艦6艘。但因後無援兵，彈藥用盡，大沽炮臺終於陷入八國聯軍手中。
大沽炮臺失陷後，八國聯軍紛紛從大沽登陸，並向天津進犯。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一大基地。帝國主義國家在天津舊城東南的紫竹林一帶建立了租界，海河兩岸有他們的教堂、洋行、銀行、碼頭和工廠。這裡住著外國的領事、商人、傳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