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又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漢族，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弔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王安石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著作存世。
蘇東坡
蘇東坡（公元1036年～1101年）與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均是宋代的文壇巨匠，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也各有建樹，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影響很大。然而，十分敬重王安石學識的蘇東坡，卻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特別是在賦役制度改革方面，兩人分歧較大。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賦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輸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當時，政府除了徵收田賦外，還要向各地徵收土特產作為貢品。每年不論豐歉，州府都要按定額髮送京城。改革中，王安石推行均輸法，設發運使統管淮南富庶六路（省區），凡京城所需貢品，就近直輸京城，過剩貢品就地賣掉。同時，政府撥款五百萬緡（貫），豐年低價購儲部分物資，移豐補歉。蘇東坡卻反對均輸法，認為這既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又影響了國家的商稅收入。國家“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稅）之額所損必多”，是“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宋史。食貨志》）
改革中，王安石還推行募役法，規定應服役之戶，一律依照政府劃分的等級，隨同夏秋兩稅繳納免役錢，不再服差役。政府用這些免役錢僱人服役。蘇東坡認為“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雖其間或有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蘇東坡集。奏議集》）改百姓出力為出錢，是對百姓利益的一種損害。尤其是遇災年可免賦稅，但役錢不能免，等於增加一項苛稅。“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因此堅決反對。
但蘇東坡並非像司馬光一樣保守，只是反對王安石急於求利，他希望透過緩和的改革，興利除弊。他主張“輕賦役”，提出減免零售商的賦稅，刺激商業的發展，增加商稅收入。“小商人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他在被貶為地方官時，曾減賦賑荒，不斷興革，也頗有政聲。
兩人雖政見上有分歧，但在許多方面仍互相欣賞。王安石去世後，蘇東坡撰文寫下了“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給予王安石高度評價。
王安石變法從目的上來說當然是興國，而其結果確實是導致北宋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
首先，王安石變法主要在於“理財”，而在農業社會社會財富基本既定，無論出發點多好，最終結果都只能是“與民爭利”。而許多“理財”措施只能交由民間機構，若交給政府，必然會導致壟斷和腐敗。其次，如方田均稅法 ，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無疑會觸動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在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就是統治階級，變法實際上就是以極少數對抗絕大多數，即使只是減輕剝削，也不能為地主階級所容。正因為王安石是少數派，因此凡是擁護變法的他都任用，而這些人中有相當多的投機分子，使得變法的實施變質，加重了農民負擔。綜上，王安石本人雖是拳拳救國之心，但王安石變法不僅沒能救國，反而導致了社會動盪，說其是導致北宋亡國的重要原因是不為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