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
1、散文：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2、詩歌：前期創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後期創作“窮而後工”，致力於追求詩歌藝術，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
3、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
評價王安石的文學水平：
王安石是位具有強烈個性的文學家，兼擅散文、詩、詞，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一席，他的文學創作歷來受到的評價，褒多貶少，相對於政治、學術評價，較為公允，這也表明政治與文學能保持一定疏離的空間，但王安石的文學創作其實仍然顯示出鮮明的政治目的性。
王安石的文論，以重道崇經、濟世致用為核心，強調文，與，道，經，政，的一致性。
他所創作的在中國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按照美的法則，遵循散文藝術規律而寫成的，它們所呈現的廣闊多彩的社會現實生活，所表現的散文風格和高超技巧，以及對辭章之美的傾心追求，確乎說明王安石已達到了散文大師的藝術水平。
王安石的各體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論說、書序、記、墓銘、祭文為突出，並形成拗折剛勁、簡古瘦硬的個人風格。
蘇東坡
蘇東坡（公元1036年～1101年）與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均是宋代的文壇巨匠，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也各有建樹，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影響很大。然而，十分敬重王安石學識的蘇東坡，卻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特別是在賦役制度改革方面，兩人分歧較大。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賦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輸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當時，政府除了徵收田賦外，還要向各地徵收土特產作為貢品。每年不論豐歉，州府都要按定額髮送京城。改革中，王安石推行均輸法，設發運使統管淮南富庶六路（省區），凡京城所需貢品，就近直輸京城，過剩貢品就地賣掉。同時，政府撥款五百萬緡（貫），豐年低價購儲部分物資，移豐補歉。蘇東坡卻反對均輸法，認為這既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又影響了國家的商稅收入。國家“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稅）之額所損必多”，是“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宋史。食貨志》）
改革中，王安石還推行募役法，規定應服役之戶，一律依照政府劃分的等級，隨同夏秋兩稅繳納免役錢，不再服差役。政府用這些免役錢僱人服役。蘇東坡認為“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雖其間或有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蘇東坡集。奏議集》）改百姓出力為出錢，是對百姓利益的一種損害。尤其是遇災年可免賦稅，但役錢不能免，等於增加一項苛稅。“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因此堅決反對。
但蘇東坡並非像司馬光一樣保守，只是反對王安石急於求利，他希望透過緩和的改革，興利除弊。他主張“輕賦役”，提出減免零售商的賦稅，刺激商業的發展，增加商稅收入。“小商人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他在被貶為地方官時，曾減賦賑荒，不斷興革，也頗有政聲。
兩人雖政見上有分歧，但在許多方面仍互相欣賞。王安石去世後，蘇東坡撰文寫下了“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給予王安石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