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於鐘山。
2、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3、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4、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史稱“元祐更化”。
蘇東坡
蘇東坡（公元1036年～1101年）與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均是宋代的文壇巨匠，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也各有建樹，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影響很大。然而，十分敬重王安石學識的蘇東坡，卻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特別是在賦役制度改革方面，兩人分歧較大。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賦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輸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當時，政府除了徵收田賦外，還要向各地徵收土特產作為貢品。每年不論豐歉，州府都要按定額髮送京城。改革中，王安石推行均輸法，設發運使統管淮南富庶六路（省區），凡京城所需貢品，就近直輸京城，過剩貢品就地賣掉。同時，政府撥款五百萬緡（貫），豐年低價購儲部分物資，移豐補歉。蘇東坡卻反對均輸法，認為這既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又影響了國家的商稅收入。國家“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稅）之額所損必多”，是“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宋史。食貨志》）
改革中，王安石還推行募役法，規定應服役之戶，一律依照政府劃分的等級，隨同夏秋兩稅繳納免役錢，不再服差役。政府用這些免役錢僱人服役。蘇東坡認為“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雖其間或有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蘇東坡集。奏議集》）改百姓出力為出錢，是對百姓利益的一種損害。尤其是遇災年可免賦稅，但役錢不能免，等於增加一項苛稅。“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因此堅決反對。
但蘇東坡並非像司馬光一樣保守，只是反對王安石急於求利，他希望透過緩和的改革，興利除弊。他主張“輕賦役”，提出減免零售商的賦稅，刺激商業的發展，增加商稅收入。“小商人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他在被貶為地方官時，曾減賦賑荒，不斷興革，也頗有政聲。
兩人雖政見上有分歧，但在許多方面仍互相欣賞。王安石去世後，蘇東坡撰文寫下了“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給予王安石高度評價。
王安石變法從目的上來說當然是興國，而其結果確實是導致北宋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
首先，王安石變法主要在於“理財”，而在農業社會社會財富基本既定，無論出發點多好，最終結果都只能是“與民爭利”。而許多“理財”措施只能交由民間機構，若交給政府，必然會導致壟斷和腐敗。其次，如方田均稅法 ，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無疑會觸動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在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就是統治階級，變法實際上就是以極少數對抗絕大多數，即使只是減輕剝削，也不能為地主階級所容。正因為王安石是少數派，因此凡是擁護變法的他都任用，而這些人中有相當多的投機分子，使得變法的實施變質，加重了農民負擔。綜上，王安石本人雖是拳拳救國之心，但王安石變法不僅沒能救國，反而導致了社會動盪，說其是導致北宋亡國的重要原因是不為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