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思考《南方週末》事件

　　《南方週末》新年特刊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改動一事，被該報記者透過微博抗議後，昨天在網際網路上已是沸沸揚揚，一些境外媒體也關注到此事。網際網路上有不少意見領袖支援《南方週末》編輯部，微博上還出現以該編輯部落款署名的措辭強硬的宣告。這樣的公開衝突在中國媒體中相當罕見。

　　實事求是說，重大報道接受官方的某些意見，這樣的經歷中國很多媒體都有過。官方對媒體的重大報道做些具體指示，這是中國新聞管理時而穿插的一種方式。總體來看，中國的新聞報道越來越開放，來自官方的具體指示似呈逐漸減少的大趨勢，但與此同時，媒體管理的大結構沒有變。

　　這次《南方週末》事件，是媒體管理模式遇到挑戰的突出例子。這種挑戰其實一直在積累。長期以來，很多媒體針對政府部門的指示打“擦邊球”，官方和媒體都挺累。微博的出現，給媒體記者提供了額外陣地，不斷有宣傳指示或執行過程被捅到網上，出政府部門的“醜”。

　　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媒體治理環境都在快速變化。社會多元化推動了思想多元化，西方價值觀影響了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對輿論界的影響尤其大。與此同時，中國市場化媒體在體制上也紛紛脫離事業編制，它們競爭激烈，生存環境嚴酷，媒體人境遇也大不如前。

　　在國家大的路線方針框架下，以及在現有管理體制下做探索創新，這對很多媒體人缺少吸引力。媒體人更流行的探索是如何使“普世價值”在中國的落地最大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媒體的利益。很多人對這樣做的“正義性”堅信不疑。

　　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期，不可否認，一些媒體人對“普世價值”的推崇，成為促使中國進步複雜合力中的推力之一。中國治理難就難在如何管理那些常常是錯綜的、甚至南轅北轍的各種力量。

　　現實或許是，老的媒體管理體制不可能原封不動繼續下去。時代在前進，管理需要與時俱進。中國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有了千絲萬縷的交叉和聯絡，人員流動性大得驚人，從業者實現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傳統，而且中國境內外的媒體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動。傳統管理已經裝不下如此龐大的複雜性。

　　然而無論怎麼管理，中國媒體不可能成為同西方一樣的媒體，這應是中國所有媒體人選擇入這個行時最基本的判斷。中國的政治體制與西方不同，媒體無法脫離國家政治現實而單獨、浪漫地存在。媒體是中國改革最活躍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擺動幅度不可能是無限的。

　　中國媒體需要走一條富有本國特色的發展之路，契合國家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媒體的唯一現實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

　　在網際網路2.0時代管理媒體是件很難的事。因為很多人認為任何“管理”都是對“新聞自由”的干涉，就像網際網路立法一樣，在輿論場上很容易受到牴觸。

　　有效的媒體管理不能僅僅依靠權力，還需要從業者對管理的必要性達成基本共識，很多管理目標需透過媒體的自治來實現。官方需要為創造這樣的共識多想辦法，多下功夫。

　　希望《南方週末》的這件事能對管理部門，也對媒體從業者們都帶來觸動。中國要繼續前進，決不是透過簡單的管理或者簡單的對外模仿就能實現的。我們得接受這幾代人不得不糾結、反覆探索的宿命。

　　中國社會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或者說我們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無論啟蒙還是思想解放，都是要擺脫愚昧，擴大見識，抵制各種精神壓制。

　　上世紀80年代，西方思想大量湧進中國，中國傳統觀念在現代社會做的各種“巢”受到猛烈沖刷。那次啟蒙運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思想程序，確保了改革開放30多年相當強勁的前行。

　　今天在中國人的思想層面還有“神”嗎？有。它是誰？它已不是傳統意識形態中的那些符號，它恰恰是幫助中國社會衝破舊思想桎梏的那股力量。它就是“西方價值觀”的逐漸被神化，甚至被“原教旨化”。

　　被極端化了的西方價值觀尚未在中國形成無處不在的統治地位，但它的確俘獲了知識精英中的很多人，並且逐漸影響了中國輿論的語境。它在創造輿論場上新的“政治正確性”，對相反意見已經具有一定的壓制力量，它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損害思想的自由。

　　中國經歷了數百年的積貧積弱後，改革開放所獲得的成就仍難以有效支援中國人思想上的自我創造，更談不上精神的“自給自足”。中國對外來思想的需求依然很大，我們仍是思想的“淨進口國”。

　　但輸入思想的同時，中國社會必須有能力進行甄選和為我所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很多被外來思想完全控制的教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曾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吃了大虧。是馬克思主義的大規模“中國化”改變了歷史程序。

　　將西方民主主義也做一次徹底的中國化過程，是西方思想在中國結出正果的必由之路。西方民主主義需要從“神”的位置上走下來，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相結合，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繼續前進的有益思想資源。

　　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需要擴大見識，也擴大胸懷，看清楚中國改革和中國崛起在歷史縱向以及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位置，看清中西博弈的各種深刻影響。中國太大了，其對西方模式的複製需要太多歷史和現實條件，它們都不存在。中國“西方化”就是少數理想主義者的一廂情願。

　　中國這100多年不斷學習西方，但就是“不像”西方，這是歷史給這個東方大國規定的宿命。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路，這不是中國人閒著沒事想“摸索”，而是西方模式根本就裝不下中國這個“大塊頭”，無論在技術上還是戰略環境上，中國“摸索”都是迫不得已的。

　　中國的複雜和世界的複雜不可思議地攪在一起，用西方寶典指導中國的前進，它的低契合度，已經透過其他國家痛苦不堪的“西方化”過程向我們發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把西方思想當“聖經”去膜拜，而是平視它，用實事求是精神審視它。

　　不戳破中國輿論場上西方這個“神”，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如果不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做到精神上的不卑不亢，中國改革的思想環境就無法正常起來。這樣的思想啟蒙需要從較高層面做起，至少在今天，推動它的社會力量顯然不足。

　　然而新的思想啟蒙已是中國走向未來必須做的。需要一大批有號召力的思想大師和意見領袖勇敢站出來推動它。如果歷史最終青睞中國，它一定會安排他們的出現。

　　 近日，一張年輕女子扯著孩子雙耳，生生把他拽得雙腳騰空的照片，引起網路公憤。施暴者為浙江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的教師顏某某。照片顯示，她對孩子們做出了膠布封口、塞進垃圾桶、水桶簸箕扣頭、教唆接吻等讓人髮指的行為。目前，警方宣佈顏某某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拘，拍照的另一個老師也被行政拘留7天。

　　警方的決定引發了公眾的疑惑，明明是幼兒園教師虐童的行為，怎麼成了“尋釁滋事”？警方的這個無奈決定，突顯了當下的法治悖論。我國刑法沒有直接針對虐待兒童的罪名。“虐待罪”僅適用於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間的虐待行為，顏某某虐待的是幼兒園的孩子，顯然不適用。而追究“故意傷害罪”的前提是，受害者構成諸如骨折之類法醫學意義上的輕傷，目前看被虐孩子的肉體上恐怕未必達到如此嚴重程度。

　　一方面是公眾的沖天怒火，一方面是沒有合適的罪名，於是只能用“尋釁滋事罪”鬆鬆垮垮地套到顏某某的頭上。尋釁滋事罪脫胎於舊刑法中的“流氓罪”，是著名的“口袋罪”。顏的虐童行為，附會為“尋釁滋事罪”中的“隨意毆打他人”，實在是有些牽強。顏不是在“隨意”毆打他人，她是故意的；她也不是在滋事，因為兒童根本無力反抗。

　　恐怕這個罪名在之後起訴、判決中都會有麻煩。罪刑法定的原則，不能被突破；虐待兒童的行為，也必須受到嚴懲。為保護孩子的身心健康，嚴懲虐童罪行，立法機關應及時吸納民間正義的呼聲，修訂刑法，不再使用“尋釁滋事罪”這個“萬能籮筐”。

　　相對於刑事立法上的蒼白，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國學前教育投入的不足，也正是學前教育資源的“貧血”困境，成為滋生形形色色虐童醜聞的溫床。

　　在此次醜聞之前，媒體剛報道了山西太原藍天蒙臺梭利幼兒園教師李竹青的虐童案，一個五歲女童在十分鐘里居然被抽了幾十個耳光！目前，李竹青已被行政拘留15天，幼兒園也被取締。再早的，雲南建水縣某幼兒園老師，用注射器針扎不聽話的孩子；重慶某幼兒園實習老師，讓女孩兒舔吃痰液……而這些虐童事件，多發生在不正規的民辦幼兒園中。

　　原因何在？近幾年因為城市擴張，學前教育資源短缺，正規的公辦幼兒園不夠使用，入園難、亂收費等問題頻發；而一些不規範的幼兒園趁機搶佔市場，魚龍混雜。這些幼兒園硬體設施差，很多就是“夫妻老婆店”，一心牟利，比如，去年甘肅慶陽的校車慘案中，某農村幼兒園核載9人的校車裡生生擠進了64人，最終釀成慘禍。

　　另一方面，這些幼兒園內部管理混亂，制度不規範，老師缺乏起碼的責任心。這次事發的藍孔雀幼兒園，在當地也小有名氣，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虐童者顏某某據說在微信中就坦承“我沒考資格證，又不準備做一輩子”。結果，在這個幼兒園裡一個老師長時間地瘋狂虐童，另一個老師興致勃勃地拍照，居然沒被園方禁止查處，可見其內部管理之混亂。

　　好在問題正逐漸得到決策層的重視。國家已經下發了《國務院關於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要求新增教育經費要向學前教育傾斜。

　　孩子的童年，塑造了他/她一生的性格；孩子的童年，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未來。全社會都有責任保衛孩子。以孩子的名義，各級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嚴格監管，保證每一所幼兒園都成為孩子安全、幸福成長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