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鎮》第21集中,龍九去赴江紅纓的約時,路上遇到沈月紅,沈月紅要殺了龍九。龍九才知道他們過去是以演習掩蓋反叛的真實。龍九告訴沈月紅說梅雨香懷孕了,他馬上要當爸爸,讓沈月紅放過自己。
沈月紅說了他們現在的處境和他們希望以栽贓李從文是共黨的目的,所以她要阻止龍九。龍九聽了她的話後,見沈月紅始終下不了手就拿過她的刀自殺了。
在《異鎮》第21集中,龍九去赴江紅纓的約時,路上遇到沈月紅,沈月紅要殺了龍九。龍九才知道他們過去是以演習掩蓋反叛的真實。龍九告訴沈月紅說梅雨香懷孕了,他馬上要當爸爸,讓沈月紅放過自己。
沈月紅說了他們現在的處境和他們希望以栽贓李從文是共黨的目的,所以她要阻止龍九。龍九聽了她的話後,見沈月紅始終下不了手就拿過她的刀自殺了。
風水形勢宗提倡的“地理五決”即:龍、砂、水、穴、向。(形勢宗所謂“地理四科”:“龍、水、砂、穴”)在實際風水勘察中分別稱為“覓龍”“察砂”“觀水”“點穴”“擇向”。
風水學說中關於“相土”“藏風”其實分別是對“穴”和“龍、砂”的補充,而“聚氣”是最終目的,服務的物件是“人”。
以上九項內容實際構成了風水形勢宗的主要因素。即:
1、覓龍(勘察大環境)
2、察砂(勘察小環境)
3、觀水(勘察水源)
4、點穴(確定宅基地)
5、擇向(決定住宅朝向)
6、相土(穴的補充)
7、藏風(龍、砂的補充)
8、聚氣(風水模式的最終目的—聚氣)
9、宜人(風水模式的服務物件—天人合一,達到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
丹江口市官山鎮西河村,位於武當山後山,在村裡一座小山的半山腰間,有兩眼形狀規整的窯洞,隱約留有人工痕跡,相距約百米,皆掩藏於灌木草叢之中。其中大一些的高約80公分,寬50公分,深2米左右,窯中潮溼無物,開鑿年代不詳。
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劉守華,對這一民俗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爬進洞裡一看,只見洞口開鑿得方方正正,洞內平平整整。裡面剛好可容一人,可以躺下也可以蹲著。另一口寄死窯洞口大小相同,只是明顯要長一些。
此前,據湖北汽車工業學院考察的學生說,當時他們曾經在洞中躺下測量,剛好有一個大個子的身材那麼長。
據當地村民介紹這兩口窯洞一個給男人用,一個給女人用。西河村胡書記介紹說:類似的寄死窯,在該村及鄰近的“民歌村”呂家河村共有二十多處,整個官山鎮發現了大約四十多眼古時遺留下來的“寄死窯”。
人過六十便送入窯中
關於這些窯洞的具體年代當地村民也都一時說不上來,他們都稱該石洞為“寄死窯”,說是古時候讓老人們告別人世的地方。兩眼窯洞為“一對”,當地的老百姓都知道這些窯洞及其與窯洞有關的故事,也曉得它們是做什麼用的。
胡書記說,一些關於寄死窯的傳說,這裡的人家喻戶曉。大人小孩都聽過《鬥鼠記》的故事,所以都懂得要孝敬老人。在隨便走進一戶村民的家裡,一位已經84歲的老太婆,提起寄死窯,便興致勃勃地講起“鬥鼠”的故事來,最後說:“可見老人還有一點用!”說到有關風俗,她說:進窯的老人,家裡只送三天飯就不管了。等老人死去再將屍體弄出來安葬。所以在“寄死窯”中不像其他墓地可以發現遺骨遺骸。在回答這些窯洞是什麼時候挖掘的事時,她說這是很古很古的事了,但自從有了“鬥鼠”的故事就不興這樣了。胡書記插話,“聽說這是唐朝以前的風俗。”當被問到她的生活過得怎麼樣時,她說:“過得很好,兒孫們很講孝心。”可見故事的流傳,對教育村民敬老養老起了積極的作用。
亞洲流傳著老人是“寶”的故事
那位84歲的老太婆所說的《鬥鼠記》是與這些寄死窯遺址有關的一個故事,傳說大意是說在古時,麇國有個規矩,“老人無用”,凡是上了60歲的老人,都要被送到偏遠的“寄死窯”裡去,家人送飯三天後便不得再管,最終讓其凍餓而死,誰也不能違抗這個規矩。
一年,某外國使臣攜一碩大如黃牛的“犀鼠”欲同麇國鬥鼠,敗者向對方稱臣納貢。王公嘗試了所有的辦法,放出兇猛的老虎亦不敵挑戰者,舉國上下不安。一位農民不忍心送年邁的父親去寄死窯裡受罪,偷偷將老人養在家裡。說及鬥鼠事,老人告訴兒子:“鼠懼貓,如將一貓養至十三斤半,放出即可擊敗犀鼠。”此農民聽後立刻報告王公,照此辦理,果然無敵獲勝。這個農民受嘉獎時說出是自己年過六十的父親獻的計策,國王聽後認識到“老人是個寶”,於是下令廢除了棄老於寄死窯的規矩。
從80年代初就追蹤研究這一傳說的劉守華說,這個關於老人以智慧化解國家難題,從而使尊敬孝養老人的習俗得以確立和普及的型別故事,不僅廣泛流傳於我國很多地區,印度、日本、朝鮮、印尼等亞洲國家也均有同類傳說。由印度流傳到我國的漢譯佛經《雜寶藏經》中有《棄老國緣》的故事,在日本有《棄老山》、《年高智不衰》的傳說。這些故事的情節雖是虛構的,故事中的“難題”也並不一樣,但是由老人用智慧化解難題,從而使舉國上下認識到“老人有用”,並將“棄老於野”的野蠻習俗轉變為“敬老養老”風尚的主題卻是一致的。而首次在湖北發現的寄死窯遺址,不僅使這個至今仍有道德倫理教化作用的故事獲得了“傳說核”,也為研究人類社會風尚和喪葬習俗的演進提供了有重要價值的實證材料。
“棄老”的習俗確曾存在
如果說《鬥鼠記》的型別故事是儲存在口頭文學中對於過去社會歷史的一種記憶,那麼,至今尚存的寄死窯遺址恰與口頭傳說相印證,有力地證實了“棄老”習俗的存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華中師範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的專家認為,《鬥鼠記》的故事在我國漢族地區迄今發現了十多種異文版本,它的廣泛流傳和寄死窯遺址的大量發現,說明“棄老”的野蠻習俗在中國古代確實流行過。它的存在是由古代極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原始社會的人們為求生存需作極艱苦的努力,維持自身生存才能保證族群延續,為此,人們往往“顧生不顧死”,不得不把喪失謀生能力的長者“棄老於野”,或送進“寄死窯”令其自斃。這當然是很殘酷野蠻的習俗,但比起更早的野蠻時代的“食人之風”來,應當說是人類文明的一種進步。而且,這種習俗在當時不僅不悖情理,在食物匱乏、生存條件極端惡劣的原始社會,“殺死非生產的成員對社會來說是一種合乎道德的責任。”(普列漢諾夫《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
棄老的主要原因
根據有關資料推斷,造成棄老習俗的原因大概有三:在漁獵和採集時代,首先由於生產水平低下、食物缺乏是對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沒有剩餘產品養活精疲力竭的老人;其次當時社會處於矇昧狀態,人類積累的知識經驗很少,老人喪失向大自然索取現成食物的健康體魄後便成了集體的累贅;同時當時人類以氏族為單位,群居野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供養老人的困難。“問題不在於野蠻人的心理,而在於他們的經濟”。當時人們處於那種特殊條件下,並不把這種習俗作為殘忍行為來看待。人類學調查資料表明,在原始部落的生存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老人藉口衰老了,自己堅持要別人把他殺死”,“這時候死於親近的人的手中,在他們看來是所有碰到的災難中最小的災難”。
但是各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平衡,棄老的習俗在各地廢除的時間也是不同的,而且某種社會習俗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一經形成,便有了相對穩定性,在賴以形成這種社會習俗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變化之後,它不會立即自動消亡,還會有某些代表人物出來以種種努力來維持這些陳規陋俗,須經過一場嚴重的鬥爭方能移風易俗。
“寄死窯”遺址還需進一步考證
劉守華先生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有了供養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的足夠食物,人們產生了尊敬孝養父母的觀念,驅棄老人便日益顯出其野蠻殘酷的性質了。同時,由於人類文明的發展,知識和經驗逐漸彙集在老人身上,體力衰竭、喪失了勞動能力的老人能以其豐富智慧和經驗積累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於是出現了由“老人無用”的舊觀念到“家有老,是個寶”的社會意識的轉變。大量寄死窯後來被廢棄而成為遺蹟,便是社會習俗大變革的實證寫照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真實反映。
世界輿論指出,亞洲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有敬老傳統的地區”,在整個亞洲的大家庭中,有著“久負盛名的敬養老人的傳統”。在我國,周朝就開始於每年秋分日祭拜“老人星”即壽星;春秋戰國時期,老人的智慧在國家政治、軍事鬥爭中大放異彩;漢代由國家出面,給年滿70歲的老人贈“鳩杖”以祝其長壽。可見敬老風尚早已確立。但這種習俗並非從來如此,劉先生說,它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經過一場移風易俗的嚴重鬥爭才樹立起來的。至於這種對待老人習俗的大轉變發生在什麼年代,學術界至今說法不一。
武當山地區現存的這些寄死窯究竟開鑿於何年代?它們是否曾被啟用過?又於何年代將其廢棄?仍有待於做專門考證。劉先生說,如果能破解這些文化遺蹟之謎,或可是研究我國乃至亞洲敬老習俗確立和喪葬習俗演進課題的一把重要鑰匙。